改革就是在邊際上不斷地磨，得寸進尺地不斷地往前拱。我們現(xiàn)在有一種思路認為，改革必須從一個整體的頂層設計來解決問題，這是不現(xiàn)實的。最高領導人的腦子里會有一個大致的想法，但是你不要指望操作當中有一個完整的設計，這是不可能的。
鳳凰周刊：很多人在談經(jīng)濟體制改革進入了深水區(qū)，您怎么看這個所謂深水區(qū)？
張維迎：深水區(qū)無非是指改革比較難了，夠不著石頭了，阻力更大了，包括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在增加等等。但是，好多所謂的深水區(qū)，其實都是我們自己腦子里的深水區(qū)，并不一定是真正的深水區(qū)。我們現(xiàn)在老以為以前改革很簡單，現(xiàn)在才難了，這是錯誤的。就像我們好多人就是看別人做事、賺錢很容易，自己特別難。
上世紀80年代改革的阻力也很大，有既得利益問題，更重要的是意識形態(tài)的阻力。但當時領導人的領導力和理念很堅定，而且從上到下都是如此。許多地方的縣委書記、縣長，都有很強的改革欲望，跟現(xiàn)在完全不一樣。他們面臨的阻力都非常大，但他們敢作敢為，有一種改革的精神。
鳳凰周刊：大家都對今年的三中全會寄予很高的期望，但是現(xiàn)在也有人說中國的經(jīng)濟形勢一直疲弱，并非改良時機。您是如何看的？
張維迎：我們的改革從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自此之后，這個體制形成了一個慣例，就是每個三中全會總要出點新東西。客觀上，一中全會是安排黨內(nèi)領導人，二中全會是安排每屆政府的領導人，人事問題忙完了，就到三中全會了，三中全會才能夠開始真正的工作布局。我相信三中全會可能會出現(xiàn)一些經(jīng)濟改革方面的說法，政治體制改革方面不大可能有實質(zhì)性的新說法。
不過，今天我們中央全會說了什么，和20年前、30年前說什么是完全不一樣的。那時候的情況，是好多事情下面在干，但是沒得到正式認可，官方文件還不能說，名不正言不順，所以大家期待中央有新說法。我做這些事的時候，正好中央說出來了，那就是說我可以合法地去干了，原來觀望的人也就不再觀望了，跟著干就是了。
好比說私營企業(yè)的發(fā)展，1988年之前憲法都不允許，是違法的，但各地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不少私營企業(yè)，到了1987年秋，十三大黨的文件承認私營企業(yè)是對社會主義的有益補充，然后1988年春第七屆全國人大修改憲法，承認私營企業(yè)的合法性。這個過程類似于是從社會上迸發(fā)的一股力量，這種力量被體制束縛，正在掙扎，每個文件出來，就松了一個套，這就是80年代90年代人們的期盼。所以這個文件寫什么很重要。

今天的文件寫什么，已經(jīng)不重要了，因為自過去十年來，在大多數(shù)事情上，我們說什么和做什么，已經(jīng)沒多大關系了。我們嘴上一直在講改革，但行動上一直在后退。所以我現(xiàn)在對他們說什么已經(jīng)無所謂了，我最感興趣的就是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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