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戰(zhàn)略與國際問題研究所（Center for Strateg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簡稱CSIS）的會議室里，一邊開會，一邊走神。

       CSIS是美國華盛頓特區(qū)的一家智庫。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全球智庫排名中，CSIS經(jīng)常排在國際政治類第一名，最近幾年，它在國際經(jīng)濟政策類的排名也很靠前。這家智庫的大樓座落在羅德島大道。最讓我好奇的是，CSIS的會議室、研究人員的辦公室都是用透明的玻璃隔起來的。走在羅德島大街上，一抬頭，就能看到CSIS的研究人員有沒有認真上班。辦公室這么透明，是不是也有點過頭了？我在心里暗暗嘀咕。

       政治經(jīng)濟項目組負責人Matthew Goodman正在講臺上講CSIS最近完成的一份報告：《破浪前行：轉型時期中國的經(jīng)濟政策決策》（Navigating Choppy Waters: China s Economic Decision Making at a Time of Transition）。Matthew不是中國問題專家，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是貿(mào)易政策，最熟悉的國家是日本。Matthew和助手David Parker做這個課題已經(jīng)兩年了，他們試圖對中國的經(jīng)濟政策決策過程做一個清晰簡要的描述和分析。Matthew講到，要想了解中國的經(jīng)濟政策決策，不能只關注政府的各個部門，還要了解黨中央的戰(zhàn)略意圖；不能只關注中央的政策部署，還要關注地方官員的積極性。

       這聽起來像是在對美國的聽眾做普及，但吊詭的地方恰在于此。按道理來講，中美之間的溝通交流渠道很多，那么多的商人、學生和游客相互往來，那么多的美國學者研究中國問題，那么多的中國學者研究美國問題，但遺憾的是，直到如今，中美之間仍然存在著重大的誤讀和誤判。

       不出我的意料，Matthew講著講著，話題就扯到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簡稱亞投行）。他說，美國在亞投行的問題上由于誤讀誤判，犯了嚴重的錯誤，錯失了一個良機。我們開會的這一天，正是報名參加亞投行的最后一天，眼看著盟友爭先恐后地加入了亞投行，美國的郁悶可想而知。在Matthew之后，是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賴特的演講，她也開誠布公地承認，這次美國在AIIB問題上失算了，只能在以后再找機會跟中國合作。

       為什么美國會錯失亞投行呢？

       去年在澳大利亞悉尼開會的時候，Matthew也參加了。當時我就問他美國政府對亞投行的看法。按照他的解釋，美國的財政部對亞投行心存疑慮，但并未一棒子打死，反對的是國務院（State Department）。出于冷戰(zhàn)思維的慣性，國務院覺得這是中國對美國霸權的挑戰(zhàn)，竭力阻撓其盟友參加亞投行。澳大利亞財政部其實對亞投行很感興趣，但其外交部卻疑慮重重。在美國的干預下，澳大利亞遲遲不敢提出參與亞投行。

       其實，美國之所以錯失亞投行，還有一個主要的原因——國會從中作梗。美國人在觀察中國政策決策的時候，經(jīng)常會忽視黨的作用，也不完全了解中國各地的巨大差異；同樣，中國人在觀察美國政策決策的時候，經(jīng)常會忽視國會的作用。國會里的議員不像中央政府的官員，有自己的專業(yè)背景和國際交流的經(jīng)驗，他們大多是地方上的政客，但常常能左右美國的外交政策。這次美國之所以反對亞投行，說白了，就是因為國會中有一個“鷹派人物”強烈反對，但這位仁兄其實對中國問題一竅不通。另一個原因恐怕是，美國一開始對亞投行并不重視，不覺得這事兒能干得成。這期間恰好遇到美國財政部換屆，主管領導不在，底下的辦事人員拖拖拉拉、互相推諉，貽誤了時機。

       從另一角度來看， 恐怕中國也沒有想到亞投行能有這么大的收獲。中國一開始并沒有考慮另起爐灶，總是寄希望于布雷頓森林體系機構，即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的改革。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美英主動找到中國和其它新興市場國家，希望能夠改革IMF的投票權份額，增加中國和其它新興經(jīng)濟體的話語權，這在G20峰會上早已達成共識，但有關的改革方案至今還沒有得到美國國會的批準。正是出于對布雷頓森林體系改革進展遲緩的不滿，中國才開始考慮倡導建立新型的國際經(jīng)濟組織。

       最初，金磚銀行更吸引眼球。按說，金磚銀行僅僅涉及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和南非五國，成員國數(shù)量不多，且五國的政治經(jīng)濟訴求接近，談判成本應該更低，但由于地域上分布太松散，而且在談判中其它國家過于強調平起平坐，最終使得金磚銀行的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

       從機制上看，亞投行更為靈活。如果把思路打開，亞投行并不局限于亞洲，甚至不局限于基礎設施。它的精彩之處，在于找到了一個帶動全球經(jīng)濟復蘇的支點。在全球金融危機爆發(fā)之前，就有關于全球失衡的激烈討論，但西方的學者關注的更多是需求方，哪個國家儲蓄太低，哪個國家消費太低，吵得不亦樂乎。亞投行的思路是從供給方入手，全球現(xiàn)在最稀缺的是投資機會。它之所以吸引這么多國家參與，不是因為大家都想跟中國這個土豪交朋友，而是想通過這個平臺，找到更多、更好的投資機會。

       一個全新、開放的平臺是各國都翹首期待的。中國這次能夠在亞投行的路演中獲得這么多的追捧，恰恰證明，開放的姿態(tài)是最受歡迎的。像CSIS這樣通體透明，怕是會對研究人員的工作效率有一定的負面影響，但要是走到另一個極端，搞得深宅大院一般，最后只能是孤家寡人。

       亞投行還沒有到慶功的時候。當40多個成員齊聚一堂的時候，可以想象，有多少不同的意見，有多少激烈的辯論。亞投行要走的路還很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