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毛澤東作為領袖，他有一個成熟的過程。因為在紅四軍七大以前，包括在羅福嶂會議、白砂會議中，毛澤東也有感情用事的一面，也有作為政治家不夠成熟的地方。比如說七大后，毛澤東辭職不干了，但自此以后的毛澤東，就再也沒有主動辭職過。1932年，在寧都會議上被撤銷了職務的毛澤東要到后方去，周恩來當時取代毛澤東出任紅軍總政委。周恩來講有問題還要找你，毛澤東當時講“隨叫隨到，我到后方休息，有什么問題找我”?？梢哉f，在七大、羅福嶂會議、湖雷會議、白砂會議的斗爭中，毛澤東逐漸成為一個成熟的政治家、領袖。
1929年12月28日，紅四軍九大在福建古田召開，即古田會議。會上，陳毅傳達了中央“九月來信”的精神，隨后，毛澤東、朱德分別做了政治報告和軍事報告，會議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毛澤東再度當選前委書記。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歷時兩天的古田會議。
朱德與毛澤東從井岡山會師到古田會議，兩人剛剛相處了一年半時間。通過爭論，朱德進一步認識到毛澤東的才干，最后心悅誠服。朱德后來說：“我一生中有兩位老師，一位是護國軍第一軍司令蔡鍔，另一位是毛澤東?！?br />
古田會議的成果絕不只是通過了一個《古田會議決議》，找到了一條正確的路線，提出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等口號，更關鍵的是，它見證了我黨領導人的成熟，這是古田會議很大的一個成果。我們知道，毛澤東提出的《關于糾正黨內錯誤思想的決議》是《古田會議決議》的核心部分，深刻地批判了紅四軍黨內存在的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盲動主義殘余等錯誤傾向，列舉了各種錯誤傾向的根源和具體表現，提出了糾正辦法?！稕Q議》中心內容是強調加強黨和軍隊建設，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和黨的正確路線教育，糾正黨內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把黨建成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政黨，把軍隊建設成為接受黨的絕對領導的人民軍隊。這是在斗爭中、在失敗的教訓中和勝利的經驗中總結出來的真理。
可以說，沒有朱、毛之爭，就不會有古田會議。沒有古田會議，我們“思想建黨、政治建軍”這樣一個基礎理論就難以得出。這是古田會議的最大成果。而在其中，作為爭論的一方，朱德同志也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為什么說朱德同志作為爭論一方也做出了重大的貢獻?朱德同志曾講：“在紅四軍的七大上，有人說我放大炮、說大話，說要紅遍福建、江西，打到武漢、南京，解放全中國。這不是放大炮、說大話、吹牛皮，這是為了鼓舞斗志向前看、向遠看，對革命前途要充滿信心。又有人說我拉攏下級，常和下面的官兵混在一起，這不是拉攏下級，搞什么小組織活動，這是為了和下級打成一片，便于及時了解下面的情況。還有人說我有游擊習氣，不像個官樣，穿的和士兵一樣破破爛爛，這并不是游擊習氣，這是因為目前我們生活等各方面條件還很差，是為了群眾化，不脫離群眾?！?br />
今天來看，七大、九大對朱德的一些批評也不盡合理。因為，當時的朱德畢竟來自于舊軍隊，而朱、毛兩人接觸才剛一年多一點時間，需要有一個磨合期。后來，隨著時間推移，對朱德真正了解后，他的忠誠就成為鮮明而寶貴的特質。
為古田會議作出很大貢獻的不僅有朱德，還包括陳毅。陳毅在古田會議之前的歷次爭論中，一直扮演了調和者的角色，但被毛澤東批判為“陳毅主義”。陳毅后來講：“不上高山，難見平地?！彼f，當局者迷，在紅四軍干的時候，整天在那兒爭吵，感覺不出來。到了中央，周恩來向他介紹全國的形勢，介紹了紅四軍經驗的推廣對各個根據地的示范作用，令他大吃一驚。原來，吵吵鬧鬧的紅四軍竟然是那么堅定地走著正確的革命道路。毛澤東、朱德竟帶頭創(chuàng)造出了這么寶貴的經驗。陳毅說：“在上海進了兩個多月的訓練班才真正領悟到紅四軍奮斗的偉大，毛澤東實踐的偉大?！?br />
當然，這其中也包括周恩來所作的貢獻。周恩來最早起草了要求朱、毛離隊的中央“二月來信”，遭到毛澤東的激烈反對。周恩來收到毛澤東的來信后，發(fā)現自己判斷錯誤，迅速糾正調整，馬上復信不再要求分散，同意朱、毛暫時不來中央。真正做到了實事求是、從諫如流。1929年8月，周恩來代表中央起草了給紅四軍前委的“八月來信”，充分肯定了毛澤東的建軍主張，提出“紅軍中政治工作及宣傳隊組織是紅軍中政治命脈”這樣鮮明的口號，要求絕不能動搖這一根本路線。政治建軍，絕不單單是毛澤東的個人認識，周恩來也認為，政治工作是紅軍中的政治命脈，絕不能動搖這一根本路線。陳毅到上海后，周恩來多次與之交談，才最終形成了更加明確肯定和維護毛澤東主張的中央“九月來信”。
紅四軍領導層能夠最終化解矛盾，走向團結;毛澤東能夠進一步施展才華，成長為全黨領袖，都與周恩來的果斷支持密不可分。周恩來作為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如果存有私心或判斷失誤，對毛澤東進行打壓，我們很難設想中國革命未來的發(fā)展。
古田會議的最大意義，在于通過探索者團隊相互促進的“試錯糾錯”，完成了對一支農軍武裝的改造
今天，我們回看當時爭論的各方，都有問題和缺點。共產黨的力量就在于把各方面正確的東西綜合起來，把各方面錯誤的東西加以排除，這是共產黨最大的力量所在。
整個紅四軍爭論的過程，古田會議爭論的過程，最直接的參與者是毛澤東、朱德，然后是支持朱德的陳毅和支持毛澤東的林彪，還有將局面攪得更亂的劉安恭以及最后正確決策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周恩來。除犧牲的劉安恭外，其他人后來都成為我黨我軍的領袖、領導人。雖然他們已隨歷史遠去，但今天看來依然崇高。其實，如果我們設身處地換位思考，當年的他們，就是一伙為革命、為理想而不懈奮斗、不斷探索的年輕人。當年，毛澤東36歲，朱德歲數大一些43歲，周恩來31歲，陳毅28歲，劉安恭30歲，林彪22歲。就是這伙年輕人，矛盾、斗爭、分歧、爭論，革命怎么搞?紅軍怎么建設?勝利怎么奪取?在這樣的一個進程中，他們都是杰出的、勇敢的探索者，并不能說哪一個人是絕對正確的或是絕對錯誤的，大家是在相互促進。最終，他們探索出了一條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逐漸成長為這個黨、這支軍隊不可替代的中堅力量。這樣一個領袖集團，這樣一個指揮班子，這樣一支隊伍，使中國革命的最后勝利成為歷史必然。這才是古田會議最大的意義所在。
古田會議的召開，標志著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陳毅、林彪等人為領導主體的中國共產黨，完成了對一支傳統農民軍隊的改造，也避免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和這支武裝再次走入農民起義的歷史困境。中國歷史上的歷次農民起義，進了城、奪了權、坐天下，最后都垮掉了。中國共產黨沒有成為任何一支農民起義隊伍的“尾巴”，沒有走他們的老路，這種斗爭精神發(fā)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在殘酷的斗爭現實面前，不得不突破教條主義的框框，立足中國國情，把中國革命明確定位于以農業(yè)為主要經濟的中國的革命，開始了革命重心由城市向農村的歷史性轉變。而這一轉變，由于農民大量加入，使黨和紅軍的成分結構迅速發(fā)生了質的變化。從關于當時朱、毛紅軍歷史狀況的一些統計報告中可見，當時的南昌起義部隊，即葉挺部、賀龍部的人員，后來大部分成了紅軍的干部，只占全軍人數的十分之二。贛南、閩西新招募的士兵占十分之二。農民成為這支隊伍的主要力量，這是與馬克思主義關于共產黨以工人階級為核心的理論相悖的，因此具有很多農業(yè)社會的特點。
根據地創(chuàng)建初期，濃厚存在于農村中的宗族觀念、地方觀念、排外觀念、太平享樂觀念等，與農民的革命主體地位嚴重不相適應，負面影響日益凸顯，產生了諸多有悖于革命宗旨的傾向。比如，頑固的宗族觀念。這在黨領導的農民暴動中表現得尤為突出。仇視城市的觀念。一些人籠統地反對城市，當時中央的報告中描述“一些人籠統地反對城市，斗爭一起來便要攻城，傾向于采用極端、暴力的途徑，導致城鄉(xiāng)的對立”。嚴重的地方觀念。當時，第28團想去贛南打游擊，因該團贛南人多，第31團想回瀏陽平江，第29團想去湘南，湘贛邊界的同志主張在邊界游擊，都不愿意到遠離家鄉(xiāng)的地方去打仗。組織紀律觀念淡薄。長期的小農經濟生產生活，使農民隊伍很難適應嚴格的組織紀律。有的隊伍剛剛組織起來，很快又散掉了。有的農民來參軍，一看不適應，很快又走了。這從后來中央的報告中提到的一個現象就可見一斑。當時，紅四軍浴血奮戰(zhàn)打下汀州城后，一些農軍見稻谷正值成熟，便紛紛脫離隊伍回家割稻，城防竟無人顧及，導致在豪紳地主的反撲下，汀州城得而復失。從這個事例可以看出，這是一支紀律渙散的農民隊伍。
當時，中央的報告分析指出，本來是貧農的，一旦選為蘇維埃執(zhí)委，就千方百計去找件長衫和馬褂穿起來，要當地主，要當富人。這種思想行為與革命的觀念與目標相去甚遠。毛澤東描述當時的隊伍說，“他們是‘流寇主義’的游擊政策。他們忙的不是建設政權和分配土地，而是扯起紅旗到處亂跑”。這就是紅軍初期的真實情況。
在這樣一支隊伍中，農民成為革命的主體，可能導致中國共產黨喪失無產階級先進性，出現農民意識影響到黨的組織路線，導致發(fā)生“尾巴主義”的危險。當時，中央已提出過這方面的警告。
周恩來在他起草的中央“八月來信”里講：“紅軍不僅是戰(zhàn)斗組織，而且具有宣傳和政治的作用。每一個紅軍士兵都負有向群眾宣傳的責任，整個紅軍的游擊更充分富有發(fā)動群眾、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的使命。誰忽視了這一點，誰便要將紅軍帶向流寇、土匪的行徑?！睉撜f，周恩來的觀點是很尖銳的。
后來曾流傳這樣一件事。毛澤東的弟弟毛澤覃“打土豪”時把一個豬販子的豬全沒收了，可那個豬販子并不是土豪。毛澤東知道此事后大罵毛澤覃，還打了毛澤覃一耳光。毛澤覃當時急了，說：“你打我，你以什么身份打我?共產黨不是毛氏宗祠!”后來，在朱、毛之爭中，很多人拿這個事情反對毛澤東，批判毛澤東專斷、專權。
可以想見，當時面對這種狀況，毛澤東內心有多著急!要改造這樣一支農民隊伍，極其艱難。不是大多數人在做少數人的工作，而是毛澤東等幾個先進分子艱難地在做大多數人的工作。大多數人都這樣，要全部改造過來，談何容易!
紅四軍出現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如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平均主義、流寇主義、盲動主義和軍閥主義殘余等，大多數與農民意識的負面影響有密切關系。面對著踴躍參加革命的廣大農民和撲面而來的農民意識，毛澤東曾尖銳地指出，“若不徹底糾正，則中國偉大革命斗爭給予紅軍第四軍的任務是必然擔負不起來的”。
我之所以作了上述大量鋪墊，其實就是想說，古田會議絕不單單是“朱、毛之爭”“前委、軍委之爭”，或是某幾個人之間的權力之爭、意氣之爭，它是建設一支什么樣的軍隊、怎樣建設這支軍隊的指導思想和前進方向的較量。這個問題解決得如何，直接關系到農民在革命中的主體地位，也是黨領導的“以農村包圍城市，最終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能否走得下去的關鍵。所以說，在當時無法吸收廣大工人來改變紅軍成分結構的情況下，如何緊密結合中國革命實際情況、創(chuàng)造性地解決這一難題，就歷史性地落在了古田會議“肩上”。
鍛造一支新型軍隊，這是古田會議最大的意義所在。這支新型軍隊能不能鍛造出來?毛澤東在爭什么?毛澤東自己講，“不為個人爭兵權，要為黨爭兵權，否則無法完成少數人對大多數人改造的使命，最終會被大多數人改造你”。毛澤東當時干的就是這件事，在今天看來，是件驚天動地的事情。
古田會議認為，紅四軍黨內種種不正確思想的來源，自然是由于黨的組織基礎最大部分是由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分所構成的，這是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的前提分析。
古田會議要求，樹立紅軍的打仗不是單純地為了打仗才去打仗，脫離了對群眾的宣傳、組織、武裝和建立革命政權等項目標，就是失去了打仗原有意義，也就是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這是古田會議解決問題的目標和基礎。
古田會議通過堅決斗爭以消除負面影響，也通過正確教育和引導做到了決策的行之有效。這是古田會議解決問題的方法。
古田會議提出的“爭取有斗爭經驗的工農積極分子加入紅軍隊伍，改變紅軍成分”，是古田會議解決問題過程中注重發(fā)揮群眾的力量，最終改變要從群眾自身開始的核心思想。
古田會議重新塑造了一支武裝。這支武裝不同于歷次農民起義武裝，尤其我們進行的是一場土地革命。在土地革命戰(zhàn)爭中，農民獲得的權力和實惠是用生命和鮮血換來的，必須用生命和鮮血加以保衛(wèi)。一切只顧個人和小團體利益的小農意識都成為不現實的妄想，殘酷的斗爭現實，加之革命思想的注入引導，開始重新塑造這支參加土地革命戰(zhàn)爭的農民軍隊。特別是認識到只有革命不斷發(fā)展，才能保障農民自己所得到的土地及一切利益的時候，“廣大農民如鐵屑之追隨磁石，凝聚在了蘇維埃旗幟之下”。拋棄舊觀念，以空前的艱苦卓絕、不怕犧牲的精神，創(chuàng)造出一支嶄新的革命隊伍。這是古田會議的后續(xù)效應，它完成了對整支軍隊的改造。
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人深刻認識到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但是槍桿子打出了政權后，建立一支什么樣性質的軍隊?如何領導好這支武裝?為了回答這些問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陳毅等老一輩共產黨人作出了不懈努力，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探索。這其中，毛澤東的眼光最為遠大，因而貢獻也最大。
古田會議的輝煌成果——人民軍隊的軍魂在這里鑄造
中國紅軍是一個執(zhí)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古田會議決議》則系統地回答了如何建黨、建軍的一系列根本問題。它最終使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這支武裝，不同于中國歷朝歷代任何一次農民暴動、武裝起義或國民革命武裝。槍桿子要為民眾打江山，槍桿子要捍衛(wèi)革命的成果和人民的政權。這就是古田會議的輝煌成果——人民軍隊的軍魂在這里鑄造。
古田會議對我黨我軍影響重大。古田會議之后的中國工農紅軍，歷經五次反“圍剿”、二萬五千里長征、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這支隊伍里曾經帶有的宗族觀念、地域觀念、非組織觀念等錯誤觀念，已經完全被轉變了。
毛澤東講過：“這支軍隊要具有一往無前的精神，它要壓倒一切敵人，而絕不被敵人所屈服。不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場合，只要還有一個人，這個人就要繼續(xù)戰(zhàn)斗下去?！边@支軍隊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中做到了這一點，一掃舊軍隊的殘余，一掃農民起義隊伍的痼疾，鍛造出了一支全新的武裝力量。
1949年，蔣介石下野，行將離開大陸，在浙江奉化的雪竇寺里，他在思考和總結國民黨數百萬大軍失敗的教訓。蔣介石最終把共產黨的優(yōu)點概括為七點：第一，組織嚴密;第二，紀律嚴厲;第三，精神緊張;第四，手段徹底;第五，軍政公開;第六，辦事調查;第七，主義第一。蔣介石是個軍人，打了一輩子仗，但他概括國民黨的失敗教訓幾乎全都是政治因素，而這些，我們都能夠在古田會議中追根溯源。
蔣介石最后還加了一條：“干部不準有私產”，把它作為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一條優(yōu)點?；仡櫄v史，我們不禁思索，共產黨的力量到底在哪里?是特別會打仗嗎?不是。思想建黨、政治建軍，才是共產黨人最大的優(yōu)勢。蔣介石直到兵敗如山倒，即將敗退臺灣之際，終于認識到了這一點。
而這，正是古田會議最重大的歷史意義。概括地說，就是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理念，就是工農紅軍是一支執(zhí)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的理念，當這些正確的理念變?yōu)橐环N基因真正融入一支軍隊的血脈時，一支新型人民軍隊就此誕生了。而這種無形的、巨大的力量，推動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從小到大、由弱到強，直至取得最后勝利。而古田會議，最終也由政治建軍的起點，成為中國革命勝利的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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