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百家講壇（二）三《百家講壇》是不是“魔鬼的床” 先說“魔鬼的床”。 這個說法的“著作權(quán)”是屬于馬瑞芳的，其“論證”之文就收在本書。但讀過這篇文章的人只要不算弱智，誰都看得出馬老師是在調(diào)侃。她的態(tài)度，則是“抱怨并快樂著”。實際上這篇文章要講的，是這樣一個問題：學者怎樣上電視?；蛘哒f，一個學者，怎樣才能從“做學問的”變成“做電視的”，從“學術(shù)人”變成“電視人”。 這可是一個并不簡單的過程。 馬瑞芳繪聲繪色地講述了這一過程，并把它稱之為“艱苦而有趣的”。說艱苦，是因為在她那里，有好幾道過不去的坎，繞不過的彎。說有趣，則因為終于邁過去、繞過來了。不但如此，她還看見了一片新天地，開辟了一個新領(lǐng)域，豈非“不亦樂乎”？ 盡管事后說起來眉飛色舞，我相信馬老師在上那“魔鬼的床”之前，一定是“滿腦門子官司”；而她遇到的問題，也是所有走上講壇之學者的共同問題。比方說，不能全面、系統(tǒng)、完整，行嗎？不能按部就班、引經(jīng)據(jù)典、追根溯源，行嗎？不能像平時上課那樣，講人物按生平，講歷史按年代，行嗎？甚至一個技術(shù)性問題，也能把人難死。比方說，按照學術(shù)慣例和職業(yè)道德，引用他人觀點是要把出處注出來的。要求嚴格一點，還必須注明版次、頁碼。但在《百家講壇》，至少后面這點做不到，引用過多也成問題。別以為這是小事。對于一個學者來說，所有這些都意味著他所做的這件事有沒有學術(shù)性，也意味著他還是不是一個做學問的人。古人有云，餓死事小失節(jié)事大。學問，是每個學者的“安身立命之本”。丟了學問，就和“失節(jié)”差不太多了，豈能隨意？難怪魏學來告訴馬瑞芳應(yīng)該怎么講時，她的第一反應(yīng)就是：“照你說的這樣講，還有學問嗎？” 這樣看，《百家講壇》還真是“魔鬼的床”。 然而問題遠沒有那么簡單。事實上，學問、學術(shù)、學術(shù)性，與格式、規(guī)范之類并不打等號。格式中規(guī)中矩，出處、版次、頁碼、關(guān)鍵詞都注得清清楚楚的“學術(shù)泡沫”和“學術(shù)”，我們見得還少嗎？反過來，沒有這些玩意的作品，語言優(yōu)美文采飛揚的作品，也未必就沒有學術(shù)性。這一點，讀讀古人的論文就知道，用不著我多說。問題是，《百家講壇》與學術(shù)到底是一個什么關(guān)系？它是“學術(shù)”的呢？還是“非學術(shù)”的呢？甚至“反學術(shù)”的呢？換句話說，它究竟是一個什么欄目？ 我們必須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地問。 第一個問題：《百家講壇》是學術(shù)論壇嗎？我的回答很直接：不是。《百家講壇》不是學者發(fā)表最新研究成果的論壇。電視不是干這個的，學者發(fā)表最新研究成果，也用不著上電視，開會寫論文就好。所以，批評節(jié)目中沒有最新研究成果的，算是打錯了靶子。 這就有了第二個問題：《百家講壇》既然不是學術(shù)論壇，那么，是說評書的嗎？我的回答也很直接：不是。《百家講壇》如果是評書講壇，那他們干脆聘請評書演員好了，效果肯定比請學者好得多。 接下來就會有人問第三個問題了：這也不是那也不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百家講壇》到底是什么？難道非驢非馬不成？ 恭喜你，這回說對了?！栋偌抑v壇》的特點，正在于“這也不是那也不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是什么？是二者之間的“第三者”，是兩極之間的“第三極”。不要以為世界上只有兩極。實際情況是，兩極之間有著廣闊的中間地帶。而且，這個中間地帶，往往比兩極更適合生存。我們?nèi)祟?，不就生活在地球南北兩極之間的中間地帶嗎？同樣，在學術(shù)與非學術(shù)之間，也存在著一個“中間地帶”。如果一定要定位，要命名，無妨姑且稱之為“半學術(shù)”。這個“半學術(shù)”的“中間地帶”也許并不廣闊，甚至還疑云重重不被承認，但它應(yīng)該存在，必須存在，有理由存在！現(xiàn)在，《百家講壇》把這個“中間地帶”展示出來了，而且大受歡迎，這正是這個欄目的貢獻。 那么，在學術(shù)與非學術(shù)之間，為什么要有這樣一個“中間地帶”呢？因為學術(shù)原本就有兩種類型，或者兩種任務(wù)，這就是研究與傳播。質(zhì)疑《百家講壇》學術(shù)性的人，其實是把學術(shù)單一化了，即把學術(shù)等同于研究，忽視了傳播。或者說得重一點，是根本就不承認傳播。實際上，研究與傳播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輔相成。嚴格的說，沒有哪個人是完全不做研究就可以做傳播的。比如閻崇年先生，沒研究過清史嗎？馬瑞芳教授，沒研究過聊齋嗎？當然，同為研究，深淺不一。聞道有先后，水平有高低，學問有大小，方法有對錯，這都是事實。但要說毫無研究也能上去講，怕是小看了傳播，也低估了觀眾。事實上，那些人云亦云照本宣科的講座，從來就不會受歡迎；而不受歡迎的講座，則其實不是傳播。 同樣，做研究的人也沒有一個不傳播。否則，他的論文為什么要發(fā)表，他的著作為什么要出版？顯然，沒有傳播不傳播的問題，只有向誰傳播、怎樣傳播和在什么范圍傳播之別。一般學者是向小眾傳播，向同行傳播，用論文著作在學術(shù)界傳播；《百家講壇》則是向大眾傳播，向外行傳播，用電視媒體在全社會傳播。這才是區(qū)別所在。 于是我們便又有了一個問題：這樣一種對象、方式、范圍的傳播，有必要嗎？ 四學術(shù)為什么要向大眾傳播 這就要說到根本上了。這個“根本”，就是我們?yōu)槭裁匆袑W術(shù)，尤其是要有文史哲這樣“百無一用”的學術(shù)？ 我的回答是：為了人的幸福。 文史哲這三門學問，通常被稱之為“人文學科”。它們表現(xiàn)出來的精神，叫“人文關(guān)懷”。為什么要有“人文關(guān)懷”呢？因為人與動物不同。動物只要能夠存活就行了，人卻還要活得幸福，活得像個人樣。這就要有專門的學問和學科，來研究和解決這個問題。所謂“人文學科”，就是用來干這個的。 這樣一說，也就清楚了。人文學科的目的既然是人的幸福，那么，這里說的“人”，包括不包括現(xiàn)在就活著的人，包括不包括我們的人民大眾呢？不會有人說不包括吧？那好，既然你這個學科的研究，是為了人的幸福，其中就包括我們這些現(xiàn)在就活著的人民大眾，那么，你的研究成果該不該告訴大家，以便大家分享呢？不會有人說不該吧？既然應(yīng)該，那么，不傳播，不向大眾傳播，行嗎？不行吧？ 所以，“學術(shù)”一詞，必須包括兩個內(nèi)容：研究與傳播。所謂“學者”，也應(yīng)該包括兩種人：研究者與傳播者。當然，這里可以有一個分工，比如一部分人做研究，一部分人做傳播。也可以有一個比例，比如做研究的多一點，做傳播的人少一點。他們甚至還可以交叉，重疊，比如做研究的也做傳播，做傳播的也做研究；或者一段時間做研究，一段時間做傳播，就像“學而優(yōu)則仕，仕而優(yōu)則學”一樣。至于那比例是三七開、四六開、二八開，倒無所謂。反正不能沒有研究，也不能沒有傳播。以研究壓傳播，認為只有做研究才是真學者，做傳播就低人一等，要打入另冊，不但違背學術(shù)的初衷，而且簡直就“沒有良心”。 為什么要這樣說呢？因為除了極少數(shù)“民間學者”外，我們大多數(shù)的學者、教授、研究員，都是靠工資、津貼和課題費過日子、做研究的。這些工資、津貼和課題費，說起來是國家給的，其實是納稅人的錢。也就是說，我們是靠人民大眾養(yǎng)活的。且不說還有工人、農(nóng)民、解放軍戰(zhàn)士、商店營業(yè)員等等許許多多的人，在為我們提供各種服務(wù)和保障。那么，我們這個“學術(shù)界”，該不該有一部分人（哪怕是一小部分人）來為他們提供服務(wù)，作為我們對社會、對人民的回報？應(yīng)該吧？既然應(yīng)該，那么，當有人出來這樣做的時候，你不支持倒也罷了，還要說人家不該做，還要橫挑鼻子豎挑眼，風言風語，冷嘲熱諷，請問有良心嗎？ 良心告訴我們：學術(shù)必須向大眾傳播！ 學術(shù)也告訴我們：它需要向大眾傳播！ 要傳播，就要有渠道，有平臺?！栋偌抑v壇》就是這樣一個平臺。這個平臺是干什么的？對接。誰和誰對接？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學者與大眾、學術(shù)與傳媒。這就是我說的“三個對接”。既然是“對接”，就得接得上。所以，作為對接的平臺，《百家講壇》不能沒有學術(shù)性，又不能只有學術(shù)性；不能不看收視率，又不能只看收視率。這就好比一個接頭，要把圓的管子和方的管子接起來，它自己就得不圓不方，又圓又方，一頭圓一頭方。這種“不三不四，非驢非馬”，恰恰正是“中間地帶”的特點。 現(xiàn)在可以回答前面那個問題了：《百家講壇》究竟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一檔“有一定學術(shù)含量”的“教育文化類”電視節(jié)目。它的任務(wù)，是向廣大人民群眾（包括非本專業(yè)的高級知識分子）傳播知識、傳播思想、傳播文化。由于它傳播的是知識、思想、文化，因此原則上必須由學者擔任主講人；由于它的任務(wù)是傳播，因此必須遵循傳播規(guī)律。 也就是說，主講人必須懂傳播。 這就給這個欄目的編導、策劃、制片人出了一個大難題。由于眾所周知的種種原因，我國的學者大多不懂傳播，而懂傳播的又多半不是學者。有學問的不會說，會說的沒學問，既有學問也會說的又未必適合上電視，就算適合他還不一定肯來，就算來了那么一兩個又不夠用?！栋偌抑v壇》是一個日播節(jié)目，每天都要推出新的一期。也就是說，它需要一大批既有學問又懂傳播還能上電視的主講人。這可上哪兒找去？ 也只有一個辦法：修理。 這就有了前面說的那個“痛并快樂著”的過程。其實，并非所有主講人都像馬瑞芳老師那樣“先苦后樂”，也有“一痛到底”的，還有終于“無法修理”、白痛苦了一把的。所謂“魔鬼的床”，并非一兩個人的抱怨。 這其實很正常。傳播，畢竟不是所有學者想做的事情，也不是所有學者該做的事情，更不是所有學者都能做的事情。按照傳統(tǒng)觀念，學者的“本份”還是研究。因此，不能要求他們都能“修理”。也因此，這不是我要關(guān)心的問題。我關(guān)心的是：現(xiàn)在這些被“修理”過的主講人，是按照統(tǒng)一模式打造出來的嗎？如果他們不能成功，是因為被編導、策劃、制片人“修理”過，因而沒有了個性嗎？ 回答也很肯定：不是。比如我和于丹，就不是“一個腔調(diào)”。馬瑞芳老師和隋麗娟老師，也不是。孫立群、王立群這兩個“立群”也大相徑庭，閻崇年和劉心武兩位先生，就更是“兩個腔調(diào)”。所以，說《百家講壇》按照統(tǒng)一模式打造主講人，弄得大家都沒了個性，怕是不通的。那么，問題又究竟在哪里呢？ （未完待續(x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