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中國人缺少的是一種執(zhí)著、一種敬業(yè)、一種嚴謹、一種細致、一種忠誠、一種責任感、一種高執(zhí)行力、一種高團隊主義，尤其是一種強烈的自我罪責意識，一種強烈的責任恥辱意識。在我看來，人生最大的恥辱莫過于推卸責任，恰恰這一點是大多數(shù)中國人的共性。 德國社會是一個以制度和法律為根本取向的社會，中國社會是一個以感情和道德為根本取向的社會，中國社會缺乏對法律和制度的遵守，規(guī)則在社會生活中發(fā)揮的作用并不大。德國的文明和強大獲益于日爾曼民族對法律規(guī)則篤信與遵守的歷史文化傳統(tǒng)，中國人可以在短期內(nèi)遵守所有規(guī)則，也可以在長期內(nèi)遵守某一項規(guī)則，但卻無法在長時期內(nèi)遵守所有規(guī)則，但德國人可以在長時期內(nèi)遵守所有規(guī)則，這就是兩國社會的最大差別。 在中國社會中， “做人”只是行為正派、光明磊落、品德高尚，但是，這是遠遠不夠的，并不會因為你光明磊落就會有大量的人真心實意地支持你。在中國人的意識里，決定人們態(tài)度的并不僅僅是事理層面的是非黑白、曲直對錯，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個人感情。故， “做事”之前，必須首先學會“做人”?！白鋈恕痹谙?，“做事”在后。為了“做事”，首先就必須“做人”。這樣做雖然很累，但這卻是中國特色，是中國的國情。至少在一百年內(nèi)無法改變。 在人類社會中，有一個不成文的自然法則，雖然看不見摸不著，但它卻是人類一切法律和道德的根本來源。它匯集了人類一切正義的行為標準和價值規(guī)范，為人類提供了一套評判是非的價值標準。它有兩大原則：一是道德原則，一是理性原則。 任何組織體系及體系中的人員都是保守的，無論是企業(yè)、政府機關、軍隊、政黨、宗教組織還是社會團體，哪怕是旨在開放思想和傳輸知識的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任何一個組織都會形成某種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者控制著組織中一定的資源和權力。當進行資源重組和權力重新分配，會導致原有權力和所控制資源的喪失，這樣必然引起既得利益者的強烈反對。這是是人類社會一切社會組織的天性，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