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地中海東海岸出發(fā)，向東向北，越過高加索山脈，是一望無際的中亞草原。再向東，可到達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從高加索山脈向南，是兩河流域。再向南，越過波斯灣，是茫茫的阿拉伯沙漠。如果再越過紅海，可以到達古老而神秘的埃及。這一大片支離破碎的土地，橫亙在西方的歐洲和東方的印度之間，被歐洲人稱為“中東”。

歷史迷局

中東有著至少五千年以上的歷史。但是，如果你只是好奇，為什么中東總是充滿了沖突和戰(zhàn)爭，那你根本不需要熟知古代的歷史。90年，也就在過去不到90年的時間里，那個曾經寧靜而單調的中東，變成了世界上最動蕩的地方之一。

一百年前的中東和現在幾乎完全不一樣。一百年前，中東沒有巴勒斯坦，也沒有以色列，沒有伊拉克，也沒有約旦。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中東的大部分地區(qū)和巴爾干半島地區(qū)都在奧斯曼帝國的版圖之中。但輝煌一時的奧斯曼帝國已經日薄西山，蘇丹能夠統(tǒng)治的不過是君士坦丁堡附近的一小塊地方。廣闊的帝國，潰散成了半自治的鄉(xiāng)土社會。歷史的時鐘在這里仿佛生了銹，中東在當時只是一個被遺忘的角落。20世紀以前，中東也不時會出現騷動，但那大多是地方性的不滿，是小小池塘里的漣漪。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徹底的改變了中東的政治格局。奧斯曼帝國參加了德國一方，但不幸在一戰(zhàn)中失敗。歐洲列強肆意瓜分中東地區(qū)，埋下了沖突和仇恨的種子。英法俄在一戰(zhàn)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就秘密簽訂了賽克斯-皮科特協(xié)定，將原屬于奧斯曼行省的敘利亞一分為二。法國占據了敘利亞北部。戰(zhàn)后，法國為了遏制逐漸覺醒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不斷肢解敘利亞。20世紀20年代黎巴嫩的獨立，就是出于法國的支持。阿拉伯半島西部漢志地區(qū)的哈希姆族人在一戰(zhàn)期間曾經給予英國很大的支持，英國也曾許諾支持成立一個獨立的阿拉伯國家。但一戰(zhàn)之后，英國背信棄義，將阿拉伯半島的統(tǒng)治權拱手讓給另一支阿拉伯部落，即沙特人，這就是今天的沙特阿拉伯。哈希姆人則輾轉到了伊拉克。1958年伊拉克爆發(fā)軍事政變之后，哈希姆人又遷至約旦河東岸，成立了后來的約旦王國。這些突如其來的變化給中東各族帶來了深深的創(chuàng)傷。

以色列的出現，使得本來就危機四伏的中東地區(qū)更加動蕩不安。從19世紀80年代開始，大批猶太人開始遷居中東，夢想著成立他們的猶太家園。外來的猶太居民和當地土著阿拉伯人之間的敵意越來越大。歷史上并沒有一個叫巴勒斯坦的國家，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情緒是在反對以色列占領的抵抗運動中逐漸培養(yǎng)起來的。最早，美國對以色列并不感興趣，美國的興趣是在希臘和土耳其，那里才是冷戰(zhàn)的前沿。以色列一度以蘇聯(lián)和法國為靠山。直到約翰遜總統(tǒng)任期內，美國才和以色列越走越近。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中期，蘇聯(lián)的勢力已經滲透到敘利亞和伊拉克，以色列在美國全球戰(zhàn)略中的地位才一下子得到了提高。

歐洲列國在分割中東的同時，還想把西方政治體制的種子，培植在中東的土壤里。然而，宗教、種族和石油這三個獨特的因素，使得中東的政治生態(tài)系統(tǒng)異常脆弱。這里干燥異常，無法滋養(yǎng)民主的綠洲，時常又會黃沙漫漫，激蕩起內亂的沙暴。

和世界上其他地方顯著不同的是，宗教在中東的社會生活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凝聚人心。當年的奧斯曼帝國是一個穆斯林帝國，不是一個土耳其人的帝國。但宗教能在多大程度上整合社會，也就能在多大程度上分裂社會。哈佛大學政治學家亨廷頓提出“文明的沖突”，但歷史學家弗格森則說，真正的沖突是“文明內部的沖突”。人們真正的敵人是熟悉的陌生人，即和自己最相近的另外一個人群。紅衛(wèi)兵最大的敵人是另外一支紅衛(wèi)兵。穆斯林最大的敵人是另外一派穆斯林。遜尼派和什葉派長期以來勢如水火。讓中東的形勢更加撲朔迷離的是，這里不僅僅有穆斯林，還有大量的希臘天主教徒、羅馬天主教徒、亞美尼亞使徒教會（Gregorian）、基督徒、景教教徒（Nestorian Christian）、敘利亞東正教徒、馬龍派教徒（Maronite）、基督一性派（Monophysite）、撒瑪利人（Samaritan）、猶太教徒等。宗教上的糾葛，加上種族之間的猜忌，使得原本可以和諧相處的社會、鄰里，甚至家庭，都被撕成破碎的殘片。伊拉克美國使館的一名什葉派女雇員說：“我都不敢跟我媽媽一起看電視，她是個遜尼派，她看到所有的壞消息，都要抱怨是因為什葉派在政府里當權?！?/p>

民族主義可能是西方國家?guī)Ыo中東的“最好的禮物”。這里本來就是一個種族的“百衲衣”。歐洲之所以能夠形成民族國家，首先是因為歐洲的各個民族已經相對成型，聚居而生。無論在英國還是法國，如果你走出幾十公里甚至更遠，你看到的人們還是和你長相一樣，說同樣的語言，信仰同樣的宗教，但是，在中東，你不用走出幾十公里，很可能你的鄰居就和你完全不一樣。沒有所謂的“阿拉伯人”，“阿拉伯人”過去是指過著游牧生活的貝都因人。埃及人和敘利亞人，伊朗人和伊拉克人，全都不一樣，長相不一樣，語言不一樣，各自有各自的歷史和宗教信仰。但傳統(tǒng)的中東社會，有種族的不同，卻沒有民族主義。按照伊斯蘭教的教義，“溫麥”即信眾共同體才是穆斯林惟一效忠的對象。無論民族、語言、文化，所有的虔誠穆斯林都應被視為兄弟姊妹。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西方的民族國家和民主制度激發(fā)了中東不同種族之間的仇恨。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當專制者統(tǒng)治的時候，民族之間的矛盾反而有所緩解。薩達姆時期，伊拉克不同種族之間的通婚率一直較高，但暴君被除掉之后，仇恨反而被釋放出來。2005年伊拉克選舉中，92%的選民關注的是種族間的差異和矛盾。就連中東地區(qū)政治現代化程度最高的以色列，也陷入了建國的兩難選擇：如果要建立一個民主國家，勢必要融合境內的阿拉伯人，但如果融合了阿拉伯人，以色列就不再是一個純粹的猶太人國家，這又違背了當初的建國初衷。

石油使得中東政治局勢更加撲朔迷離。20世紀70年代之前，中東的石油開采主要集中在西方跨國公司，即所謂的“七姐妹”手中。中東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之后開始實行石油國有化，并在1973年中東戰(zhàn)爭之后提高油價。1972年油價只有2.5美元一桶，到1974年就已經漲到12美元一桶。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中東的政治。薩達姆當年是伊拉克政壇的第二號人物，但正是由于他主持石油國有化，才勢力暴漲，終于取代了頭號人物Ahmad Hasan al-Bakr，成為伊拉克總統(tǒng)。凡是富有石油資源的中東國家，均無意推動民主化。由于控制了石油資源，中東國家不必要通過征稅獲得財政收入，自然也不必要向公眾公開自己的財政預算。薩達姆時期，伊拉克一半以上的財政收入來自國有石油公司，而其財務報表從未對外披露。如果國內的公眾有不滿的意見，產油國家不是厲行改革，而是通過提高福利的辦法，平息大家的怨氣。由于手中有錢，產油國家也會大量在軍隊上投資。不難理解，為什么當阿拉伯之春如火如荼的時候，富有石油的阿曼和沙特阿拉伯能夠依然巋然不動。即使像伊拉克這樣，在外力的干預下推翻了原有的專制政權，新上臺的領導人，即使是民選出來的領導人，也未必會推行民主制度。委內瑞拉的查韋斯，俄羅斯的普京，均是在油價上漲時期，趁機擴大了自己的強權統(tǒng)治。而產油國走向真正的民主政治，要么是在油價低迷的時候，要么是其國內的石油資源開發(fā)殆盡，不得不改弦更張的時候。

中東本來是一輛緩慢行駛的列車，突然被一個粗心又自負的扳道工改變了方向，從此脫離了傳統(tǒng)社會的軌道，但隔著深谷激流，無法到達西方政治的彼岸。這輛列車，一頭扎進了沉沉的霧靄，迷失在崇山峻嶺之中。

政治殘局

一個錯誤跟著另外一個錯誤，一個錯誤引發(fā)了更多個錯誤。于是，中東政治成了不治之癥。由于西方的不斷攪局，和平的幻夢一再破滅，繁榮的前景遙遙無期，中東政治是一盤無人能夠破解的殘局。

在冷戰(zhàn)時期，中東的政局就已經險象叢生，但卻總能化險為夷。1967年以色列發(fā)動對埃及、敘利亞和約旦的空襲。1973年埃及和敘利亞發(fā)動對以色列的襲擊。但每次打完仗，雙方就會回到談判桌上。1977年埃及的薩達特總統(tǒng)戲劇性的飛抵耶路撒冷，和以色列人坐下來和談。1979年伊朗爆發(fā)“伊斯蘭革命”，63名美國使館人員被扣押為人質，但一年半之后所有的人質都被釋放，美國和伊朗達成了和解。這一時期的中東政治猶如游樂場中的過山車：一會兒，你覺得好像要被甩出了軌道，一會兒，你覺得好像馬上要撞上地面，但實際上卻有驚無險，你被安全帶緊緊的綁在座位上，游樂園的管理員定期會檢查各項安全裝置。無論形勢看起來多么惡劣，這一時期中東的政治走勢，更多的是由外部的兩個霸權國家操縱的。美國和蘇聯(lián)通過各種手段在中東爭取盟友、制造矛盾，但如果形勢真的快要不可收拾的時候，兩個老大總會心照不宣的各自退讓。

在專制統(tǒng)治時期，中東的政局也能較為穩(wěn)定，社會也在緩慢的走向現代化。中東有幾種不同的政治體制。沙特阿拉伯是一種半封建式的政體，世襲的王室成員統(tǒng)治著整個國家。伊朗在霍梅尼發(fā)動“伊斯蘭革命”之后成為一個神權政體，最高領導人霍梅尼的稱號是“法基赫”，即首席神學家。除了這些政體，在中東經常能遇到的是強權領導人的統(tǒng)治。從土耳其的凱末爾，到埃及的納賽爾，從伊拉克的薩達姆，到利比亞的卡扎菲，他們大多來自軍方，上臺之后大權獨握，而且不肯放手，幾乎都是終身統(tǒng)治。乍看起來，這是一種非常落后的政治體制，但在中東，卻是相對開明和現代化的。在所有學習西方文明的努力中，軍隊的反應速度最快。軍隊是中東各國現代化程度最高的社會組織。專制者統(tǒng)治時期，往往會推行一些民族融合、鼓勵科研教育、改善民生、甚至提高婦女地位的政策。但為什么“阿拉伯之春”運動中，自發(fā)性的群眾抗議運動會摧枯拉朽一般的導致一系列專制者下臺呢？一個重要的原因恐怕是，這些專制者在位時間太長，已經到了不得不退出政治舞臺的時候。這就激發(fā)了潛在競爭者的無限遐想。專制者會傳位給自己的兒子呢，還是自己的部下？如果是傳給兒子，會傳給哪個兒子呢？如果是傳給部下，會是哪個部下呢？這種猜疑導致了統(tǒng)治階層內部出現罅隙，才使得街頭的民主運動發(fā)揮出異乎尋常的威力。

中東曾經有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能夠實現持久的和平和發(fā)展。那就是在冷戰(zhàn)之后。當時，如果美國想要改變中東的政治格局，在武備和文事方面均有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時候，蘇聯(lián)自己已經陷入危機，這才使美國可以獨斷專行，從中亞抽調兵力，迅速擊潰伊拉克。在這之前，1980-1988年間的“兩伊戰(zhàn)爭”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消耗了這兩個地方小霸的實力。“沙漠風暴”行動像一部極具震撼力的大片，展示了美國的軍事力量。之后，美國在中東大規(guī)模部署兵力。以美國的實力，完全可以對當地的潛在沖突具有絕對的威懾力。在和平談判方面，由于美國的協(xié)調和斡旋，也出現了顯著的進步。1993年8月，以色列總理拉賓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拉法特在白宮草坪上握手。轉機好像就在眼前。

然而，希望很快成為泡影。2001年美國遇到了9.11恐怖襲擊。小布什總統(tǒng)隨后在2003年發(fā)動對伊拉克的入侵，據稱是要摧毀伊拉克的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這是一場徹頭徹尾錯誤的戰(zhàn)爭。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根本就沒有找到?！白杂伞焙汀懊裰鳌币矝]有在伊拉克建立起來。中東的力量平衡被打破。失去了伊拉克的制衡，伊朗的力量迅速擴大?？植乐髁x也沒有被肅清，反美的情緒反而空前高漲。

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正在沿著錯誤的道路繼續(xù)走下去，中東很可能會進入一個混亂而動蕩的新時期。

碼。一是要減少對石油的消費，節(jié)約能源，從而減少中國在中東政局動蕩中的潛在損失，并化中東危機，為國內經濟結構改革的機會。二是倡議建立石油進口國組織，建立包括歐洲、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或許也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組織。這一國際組織可以使得中國有一個新的平臺，在遠離中東動蕩、超脫中東具體政治事務的條件下，和其他國家交流對中東政治的關注，可以讓中國在一個新的多邊平臺里增強和中東各方的對話和談判，可以擴大中國和其他國家在中東問題上的利益交集。三是倡議建立新能源聯(lián)盟，從地緣政治的高度考慮新能源產業(yè)的重要性，先行一步，構筑后石油時代的新能源國際秩序。 二是投資。從表面上看，中國在北非和中東的投資因該地區(qū)政局動蕩受到巨大的損失，這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中國繼續(xù)增加對中東投資的信心。此外，中國和中東的貿易、投資關系，既有利于拉近雙方的關系，也可能為雙邊關系制造新的矛盾和摩擦。中東的民眾已經在抱怨中國產品擠占了當地產品的市場，中國企業(yè)害得當地的企業(yè)破產、工人失業(yè)。解決這一問題的出路，可考慮通過雙邊合作、多邊機構，擴大對中東基礎設施、民生工程的投資。如果有多邊機構致力于中東基礎設施的投資，將必然在當地經濟發(fā)展中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并進而在政治決策中發(fā)揮積極的影響力，中國應在這樣的多邊機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通過增加對農業(yè)、城市化、工業(yè)化等項目的投資，有助于改善當地的就業(yè)、促進當地產業(yè)結構的多元化，必能贏得當地的民心。如果未來中東政局將持續(xù)動蕩，那么與其援助當地政府，不如直接投資于人民。贏得了民心，就可以在錯綜復雜的中東政局中立于不敗之地。 三是金融。從表面看，中國和中東在金融合作方面的潛力并不大。中東手中攥著大把的石油美元，并不需要外來的資金。但事實上，通過金融合作，可以最小的成本，最大化中國和中東之間的共同利益，且開辟中國和中東合作的新舞臺。中國和中東面臨的共同問題是，雙方均持有大量的美元資產，而在美元可能長期貶值的背景下，雙方均急需分散風險，使得外匯儲備進一步多元化?？煽紤]中國和中東通過相互投資，互相持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種相互投資的關系將有助于形成密不可分的中國和中東利益共同體，與此同時，金融投資技術性較強、不會直接影響到國內各階層的利益分配，可避開國內、國際政治的干擾。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方面，中國和中東有著共同的主張，通過進一步的交流和合作，完全可以在適當的時機提出共同的改革建議，形成統(tǒng)一戰(zhàn)線。 四是意識形態(tài)。盡管中東的政治動蕩沒有直接影響到中國，但間接的沖擊是不容忽視的。比如在“阿拉伯之春”之后，就有西方國家寄希望于在中國出現“茉莉花革命”。遠在中東的意識形態(tài)之爭，會對中國的國內思潮帶來不可低估的沖擊。從表面上看，中國不宜于直攖其鋒，挑戰(zhàn)西方所謂的民主、自由，中國也無法直接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形成對話或爭論，但中國完全可以更加主動積極地，以平淡務實的發(fā)展理念，沖淡激進、進攻性的意識形態(tài)。中國應強調并堅持，政治穩(wěn)定和經濟發(fā)展是最關鍵的，民族間的融合和團結高于民族自決。在滄海橫流的革命歲月，這樣的觀念明顯的缺乏煽動力。但正如鄧小平提出的“發(fā)展是硬道理”最終獲得舉世的認同，一個樸素的道理，不厭其煩的講上一千遍，就會變成深入人心的信念。當激情消散、鉛華洗盡，人心求穩(wěn)，黎民思安的時候，中國的“和諧社會”、“可持續(xù)發(fā)展”理念，最終也會得到中東民眾的更多認同。在國際上的意識形態(tài)斗爭中能夠取得一份成績，也就能為國內的社會穩(wěn)定和政治發(fā)展做出一份貢獻。 五是均勢策略。沒有均勢，就沒有平衡。物理學的定理如此，政治學的定理亦然。中東的政治游戲，主要是由幾個地區(qū)大國主導的，其中包括土耳其、敘利亞、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和埃及。如今，埃及和伊拉克幾乎陷入無政府狀態(tài)，敘利亞處于內戰(zhàn)邊緣，伊朗面對外部的圍堵，沙特阿拉伯可以自保，但難以擴張，唯有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力量尚未受到沖擊。以色列的外部環(huán)境將繼續(xù)惡化，而土耳其將成為地方霸主的最佳候選人。面對這樣的局勢，中國應盡可能幫助中東恢復新的力量平衡。中國和埃及之間存在長期的友好關系，當埃及處于變革期的時候，中國有責任增加對埃及的援助和支持，幫助其盡快恢復政治穩(wěn)定和經濟增長。中國和以色列之間有著復雜而微妙的感情，中國因以色列和美國的親密關系而不愿和以色列走得太近，但兩國之間由于歷史的淵源，卻有著天然的好感。四面楚歌的以色列急需得到外部的支持，中國絕對不會是以色列的盟友，但可以扮演更積極的協(xié)調者、中間人的角色。這樣的作用，對以色列、對阿拉伯國家、對美國、對中國都是有利的。面對一個力量不斷壯大的土耳其，中國應保持足夠的關注。加強和土耳其之間的合作，可以使中國對未來的中東局勢有更好的把握，也有助于化解中國國內的“疆獨”問題，反之，如果中國和土耳其之間的敵意加深，則會使得中國在中東舉步維艱、在國內深受騷擾。和這些力量消長較為顯著的國家相比，中國和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國的關系，大體可以在維持現狀的基礎上，逐漸謀求進一步的發(fā)展。 第一個嚴重的錯誤是盲目相信武力。法國和其他西方國家貿然干預利比亞內戰(zhàn)，西方國家不斷對敘利亞施加制裁壓力，美國和伊朗之間劍拔弩張，隨時可能擦槍走火，引發(fā)戰(zhàn)爭。由于美國有強大的軍事優(yōu)勢，面對任何一個中東的敵手，美國都可以輕而易舉的徹底擊敗敵人，讓它們的軍事力量至少倒退二十年。但是，戰(zhàn)場上的勝利不是結束，只是一個開始，戰(zhàn)后重建帶來的巨大成本會把美國拖入一個泥潭。

主張對伊朗發(fā)動戰(zhàn)爭的主要理由是，伊朗很快就會制造出核武器，而這將直接威脅到美國的利益，并可能導致連鎖反應，其他的中東國家會群起效仿，制造自己的核武器。有的觀點認為，伊朗有了核武器，就會將之賣給塔利班，恐怖分子就會如虎添翼。也有學者認為，如果伊朗有了核武器，其他中東國家難免會拋棄美國，轉入伊朗的陣營。主張打擊伊朗的觀點認為，可以對伊朗的核設施發(fā)動外科手術式的精準打擊，不會引發(fā)嚴重的傷亡或其他負面后果。這些觀點沒有一個是站得住腳的。即使伊朗有了核武器，也不會狂妄到了用核武器去攻擊美國的地步。核武器不是一種進攻性的武器，而是防守性的武器。即使伊朗有了核武器，其他國家也未必會加入開發(fā)核武器的競賽。北朝鮮有了核武器，韓國和日本并沒有非要制造核武器。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有核武器，而且兩國關系始終非常緊張，但在最緊張的時候，雙方均保持了克制，從來沒有提出要使用核武器。假如伊朗有了核武器，恐怕它會把核武器捂得緊緊的，怎么會把自己的看家法寶隨便送給別人？伊朗有什么理由相信自己能完全控制塔利班？如果伊朗有了核武器，考慮到伊朗和大部分阿拉伯國家之間的嫌隙，可能出現的結果反而會是，阿拉伯國家會更加靠緊美國，要求美國提供更多的保護。認為外科手術式的精準打擊能徹底摧毀伊朗的核設施，也是一種空想。1981年以色列曾經轟炸過伊拉克的核反應堆，但之后薩達姆反而加快了重建核設施的步伐。真正讓伊拉克放棄核武器，是之后美國發(fā)動了對伊拉克的全面打擊，迫使薩達姆下臺，而這花費了大約十多年的時間。

縱觀歷史，帝國的全球戰(zhàn)略總是分而治之，尋找均勢。當年古羅馬和大英帝國是這樣做的，美國過去在中東也是這樣做的，所以當伊拉克力量強大的時候美國就支持伊朗，而當伊朗爆發(fā)宗教革命之后，美國就支持伊拉克。如今，伊拉克仍然處于半無政府狀態(tài)，埃及很快就要步其后塵，敘利亞和伊朗的局勢岌岌可危。比專制統(tǒng)治更可怕的事情，就是專制突然消失之后，留下巨大的權力真空。土耳其在中東的力量將趁機壯大。一個具有強烈對外擴張沖動的土耳其有可能成為未來地區(qū)不穩(wěn)定的隱患。以色列的處境會更加兇險，四鄰的阿拉伯國家只會對以色列更加敵視。過去，美國或許還能約束以色列的行為。但隨著中東和談的失敗，美國作為中間人和協(xié)調人的信譽一落千丈。以色列可能會不顧美國的勸阻，一意孤行。比如，如果以色列襲擊伊朗，很可能引發(fā)伊朗的報復性行為?；蛟S，伊朗真的會封鎖霍爾木茲海峽，而這就不可避免的會把美國卷入中東的戰(zhàn)爭。過去，以色列可謂美國深深插入中東的楔子，但如今，它已經成了美國的一個“負債”。

第二個嚴重的錯誤是盲目相信民主。本文發(fā)表于《財經》 從地中海東海岸出發(fā)，向東向北，越過高加索山脈，是一望無際的中亞草原。再向東，可到達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從高加索山脈向南，是兩河流域。再向南，越過波斯灣，是茫茫的阿拉伯沙漠。如果再越過紅海，可以到達古老而神秘的埃及。這一大片支離破碎的土地，橫亙在西方的歐洲和東方的印度之間，被歐洲人稱為“中東”。歷史迷局 中東有著至少五千年以上的歷史。但是，如果你只是好奇，為什么中東總是充滿了沖突和戰(zhàn)爭，那你根本不需要熟知古代的歷史。90年，也就在過去不到90年的時間里，那個曾經寧靜而單調的中東，變成了世界上最動蕩的地方之一。 一百年前的中東和現在幾乎完全不一樣。一百年前，中東沒有巴勒斯坦，也沒有以色列，沒有伊拉克，也沒有約旦。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中東的大部分地區(qū)和巴爾干半島地區(qū)都在奧斯曼帝國的版圖之中。但輝煌一時的奧斯曼帝國已經日薄西山，蘇丹能夠統(tǒng)治的不過是君士坦丁堡附近的一小塊地方。廣闊的帝國，潰散成了半自治的鄉(xiāng)土社會。歷史的時鐘在這里仿佛生了銹，中東在當時只是一個被遺忘的角落。20世紀以前，中東也不時會出現騷動，但那大多是地方性的不滿，是小小池塘里的漣漪。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徹底的改變了中東的政治格局。奧斯曼帝國參加了德國一方，但不幸在一戰(zhàn)中失敗。歐洲列強肆意瓜分中東地區(qū)，埋下了沖突和仇恨的種子。英法俄在一戰(zhàn)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就秘密簽訂了賽克斯-皮科特協(xié)定，將原屬于奧斯曼行省的敘利亞一分為二。法國占據了敘利亞北部。戰(zhàn)后，法國為了遏制逐漸覺醒的阿拉伯民族主義者，不斷肢解敘利亞。20世紀20年代黎巴嫩的獨立，就是出于法國的支持。阿拉伯半島西部漢志地區(qū)的哈希姆族人在一戰(zhàn)期間曾經給予英國很大的支持，英國也曾許諾支持成立一個獨立的阿拉伯國家。但一戰(zhàn)之后，英國背信棄義，將阿拉伯半島的統(tǒng)治權拱手讓給另一支阿拉伯部落，即沙特人，這就是今天的沙特阿拉伯。哈希姆人則輾轉到了伊拉克。1958年伊拉克爆發(fā)軍事政變之后，哈希姆人又遷至約旦河東岸，成立了后來的約旦王國。這些突如其來的變化給中東各族帶來了深深的創(chuàng)傷。 以色列的出現，使得本來就危機四伏的中東地區(qū)更加動蕩不安。從19世紀80年代開始，大批猶太人開始遷居中東，夢想著成立他們的猶太家園。外來的猶太居民和當地土著阿拉伯人之間的敵意越來越大。歷史上并沒有一個叫巴勒斯坦的國家，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情緒是在反對以色列占領的抵抗運動中逐漸培養(yǎng)起來的。最早，美國對以色列并不感興趣，美國的興趣是在希臘和土耳其，那里才是冷戰(zhàn)的前沿。以色列一度以蘇聯(lián)和法國為靠山。直到約翰遜總統(tǒng)任期內，美國才和以色列越走越近。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中期，蘇聯(lián)的勢力已經滲透到敘利亞和伊拉克，以色列在美國全球戰(zhàn)略中的地位才一下子得到了提高。 歐洲列國在分割中東的同時，還想把西方政治體制的種子，培植在中東的土壤里。然而，宗教、種族和石油這三個獨特的因素，使得中東的政治生態(tài)系統(tǒng)異常脆弱。這里干燥異常，無法滋養(yǎng)民主的綠洲，時常又會黃沙漫漫，激蕩起內亂的沙暴。 和世界上其他地方顯著不同的是，宗教在中東的社會生活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凝聚人心。當年的奧斯曼帝國是一個穆斯林帝國，不是一個土耳其人的帝國。但宗教能在多大程度上整合社會，也就能在多大程度上分裂社會。哈佛大學政治學家亨廷頓提出“文明的沖突”，但歷史學家弗格森則說，真正的沖突是“文明內部的沖突”。人們真正的敵人是熟悉的陌生人，即和自己最相近的另外一個人群。紅衛(wèi)兵最大的敵人是另外一支紅衛(wèi)兵。穆斯林最大的敵人是另外一派穆斯林。遜尼派和什葉派長期以來勢如水火。讓中東的形勢更加撲朔迷離的是，這里不僅僅有穆斯林，還有大量的希臘天主教徒、羅馬天主教徒、亞美尼亞使徒教會（Gregorian）、基督徒、景教教徒（Nestorian Christian）、敘利亞東正教徒、馬龍派教徒（Maronite）、基督一性派（Monophysite）、撒瑪利人（Samaritan）、猶太教徒等。宗教上的糾葛，加上種族之間的猜忌，使得原本可以和諧相處的社會、鄰里，甚至家庭，都被撕成破碎的殘片。伊拉克美國使館的一名什葉派女雇員說：“我都不敢跟我媽媽一起看電視，她是個遜尼派，她看到所有的壞消息，都要抱怨是因為什葉派在政府里當權?！?民族主義可能是西方國家?guī)Ыo中東的“最好的禮物”。這里本來就是一個種族的“百衲衣”。歐洲之所以能夠形成民族國家，首先是因為歐洲的各個民族已經相對成型，聚居而生。無論在英國還是法國，如果你走出幾十公里甚至更遠，你看到的人們還是和你長相一樣，說同樣的語言，信仰同樣的宗教，但是，在中東，你不用走出幾十公里，很可能你的鄰居就和你完全不一樣。沒有所謂的“阿拉伯人”，“阿拉伯人”過去是指過著游牧生活的貝都因人。埃及人和敘利亞人，伊朗人和伊拉克人，全都不一樣，長相不一樣，語言不一樣，各自有各自的歷史和宗教信仰。但傳統(tǒng)的中東社會，有種族的不同，卻沒有民族主義。按照伊斯蘭教的教義，“溫麥”即信眾共同體才是穆斯林惟一效忠的對象。無論民族、語言、文化，所有的虔誠穆斯林都應被視為兄弟姊妹。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西方的民族國家和民主制度激發(fā)了中東不同種族之間的仇恨。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當專制者統(tǒng)治的時候，民族之間的矛盾反而有所緩解。薩達姆時期，伊拉克不同種族之間的通婚率一直較高，但暴君被除掉之后，仇恨反而被釋放出來。2005年伊拉克選舉中，92%的選民關注的是種族間的差異和矛盾。就連中東地區(qū)政治現代化程度最高的以色列，也陷入了建國的兩難選擇：如果要建立一個民主國家，勢必要融合境內的阿拉伯人，但如果融合了阿拉伯人，以色列就不再是一個純粹的猶太人國家，這又違背了當初的建國初衷。 石油使得中東政治局勢更加撲朔迷離。20世紀70年代之前，中東的石油開采主要集中在西方跨國公司，即所謂的“七姐妹”手中。中東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之后開始實行石油國有化，并在1973年中東戰(zhàn)爭之后提高油價。1972年油價只有2.5美元一桶，到1974年就已經漲到12美元一桶?？刂屏耸途涂刂屏酥袞|的政治。薩達姆當年是伊拉克政壇的第二號人物，但正是由于他主持石油國有化，才勢力暴漲，終于取代了頭號人物Ahmad Hasan al-Bakr，成為伊拉克總統(tǒng)。凡是富有石油資源的中東國家，均無意推動民主化。由于控制了石油資源，中東國家不必要通過征稅獲得財政收入，自然也不必要向公眾公開自己的財政預算。薩達姆時期，伊拉克一半以上的財政收入來自國有石油公司，而其財務報表從未對外披露。如果國內的公眾有不滿的意見，產油國家不是厲行改革，而是通過提高福利的辦法，平息大家的怨氣。由于手中有錢，產油國家也會大量在軍隊上投資。不難理解，為什么當阿拉伯之春如火如荼的時候，富有石油的阿曼和沙特阿拉伯能夠依然巋然不動。即使像伊拉克這樣，在外力的干預下推翻了原有的專制政權，新上臺的領導人，即使是民選出來的領導人，也未必會推行民主制度。委內瑞拉的查韋斯，俄羅斯的普京，均是在油價上漲時期，趁機擴大了自己的強權統(tǒng)治。而產油國走向真正的民主政治，要么是在油價低迷的時候，要么是其國內的石油資源開發(fā)殆盡，不得不改弦更張的時候。 中東本來是一輛緩慢行駛的列車，突然被一個粗心又自負的扳道工改變了方向，從此脫離了傳統(tǒng)社會的軌道，但隔著深谷激流，無法到達西方政治的彼岸。這輛列車，一頭扎進了沉沉的霧靄，迷失在崇山峻嶺之中。政治殘局 一個錯誤跟著另外一個錯誤，一個錯誤引發(fā)了更多個錯誤。于是，中東政治成了不治之癥。由于西方的不斷攪局，和平的幻夢一再破滅，繁榮的前景遙遙無期，中東政治是一盤無人能夠破解的殘局。 在冷戰(zhàn)時期，中東的政局就已經險象叢生，但卻總能化險為夷。1967年以色列發(fā)動對埃及、敘利亞和約旦的空襲。1973年埃及和敘利亞發(fā)動對以色列的襲擊。但每次打完仗，雙方就會回到談判桌上。1977年埃及的薩達特總統(tǒng)戲劇性的飛抵耶路撒冷，和以色列人坐下來和談。1979年伊朗爆發(fā)“伊斯蘭革命”，63名美國使館人員被扣押為人質，但一年半之后所有的人質都被釋放，美國和伊朗達成了和解。這一時期的中東政治猶如游樂場中的過山車：一會兒，你覺得好像要被甩出了軌道，一會兒，你覺得好像馬上要撞上地面，但實際上卻有驚無險，你被安全帶緊緊的綁在座位上，游樂園的管理員定期會檢查各項安全裝置。無論形勢看起來多么惡劣，這一時期中東的政治走勢，更多的是由外部的兩個霸權國家操縱的。美國和蘇聯(lián)通過各種手段在中東爭取盟友、制造矛盾，但如果形勢真的快要不可收拾的時候，兩個老大總會心照不宣的各自退讓。 在專制統(tǒng)治時期，中東的政局也能較為穩(wěn)定，社會也在緩慢的走向現代化。中東有幾種不同的政治體制。沙特阿拉伯是一種半封建式的政體，世襲的王室成員統(tǒng)治著整個國家。伊朗在霍梅尼發(fā)動“伊斯蘭革命”之后成為一個神權政體，最高領導人霍梅尼的稱號是“法基赫”，即首席神學家。除了這些政體，在中東經常能遇到的是強權領導人的統(tǒng)治。從土耳其的凱末爾，到埃及的納賽爾，從伊拉克的薩達姆，到利比亞的卡扎菲，他們大多來自軍方，上臺之后大權獨握，而且不肯放手，幾乎都是終身統(tǒng)治。乍看起來，這是一種非常落后的政治體制，但在中東，卻是相對開明和現代化的。在所有學習西方文明的努力中，軍隊的反應速度最快。軍隊是中東各國現代化程度最高的社會組織。專制者統(tǒng)治時期，往往會推行一些民族融合、鼓勵科研教育、改善民正如哈佛大學政治學家亨廷頓指出的，政治的有效性才是第一位的。如果沒有辦法維持政治的穩(wěn)定，無論采取什么政體，都是失敗的政體。西方政治學家中流行的“民主和平論”只是一種空洞的臆想?；蛟S，成熟的民主政體有助于防止狂人發(fā)動戰(zhàn)爭，但在中東地區(qū)，民主政體有名無實，似是而非。仿佛一瓶晃動了很久的香檳，終于沖開了瓶塞，首先噴涌而出的，并不是清爽的美酒，而是憤怒的氣泡。民主需要漫長的學習和磨合，但在缺乏經驗的情況下，被催熟的民主政治只會鼓勵更多狂熱的民族主義、原教旨主義。任何一派政治力量上臺之后，都極有可能變本加厲的壓迫在原政權中占有優(yōu)勢的民族、宗教或階層。新仇舊恨層層累加，中東未來可能陷入無休止的內戰(zhàn)。原來的旗幟已經褪色。阿拉伯民族主義、阿拉伯社會主義已成往事，而一個健康、穩(wěn)重的民主政體尚在明日，在今日的中東大行其道的是宗教原教旨主義。從表面上看，西方國家制裁敘利亞、伊朗都得到了阿拉伯聯(lián)盟的支持，但這只是表面。阿拉伯國家政府的表態(tài)，和大街上阿拉伯人民的表態(tài)，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在“阿拉伯之春”之后，將是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與中東關系的寒冷冬天。反美和反西方干預將成為新興的政治力量尋求民眾支持的最佳策略。這倒不一定是因為美國在中東的政策樣樣都是錯誤，中東國家內部存在的諸多問題，可能是阻礙這一地區(qū)和平與發(fā)展的更深層原因。但是，批評美國比改革自我要容易得多。美國不請自來，恰好成為中東的民眾憤怒情緒的發(fā)泄對象。

更為糟糕的是，伊斯蘭教的影響力遠遠超越了中東。在歐洲國家，有大量來自北非和中東的穆斯林移民。在美國也有大量的穆斯林、猶太人。西方國家在中東外交政策的失誤會反過來傷害到自己的內政。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后，西方國家會進入較長時期的經濟衰退，社會福利支出有可能進一步削減，就業(yè)狀況不容樂觀。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本杰明·弗里德曼在《經濟增長的道德含義》一書中講到，凡是在經濟增長較快的時候，社會風氣也會更開明、寬容、樂觀，但在經濟增長停滯的時候，社會風氣就會更加狹隘、排外、悲觀。在這一背景下，動蕩的中東局勢，會越過高山海洋，把社會的震蕩帶給其他國家。

沒有一個帝國會永不衰敗，尤其是像美國這樣一個天生缺乏帝國氣質的國家，力量過于強大，但神經過于脆弱，時常會在國際事務中做出過激的反應。如今，美國在中東陷入了前進不得，倒退不成的窘境。如果說美利堅帝國也會走向衰退的話，那么中東很可能會是這最后一幕的場景。這里將成為美利堅帝國的悲傷沼澤。

局外做局

猝不及防的“阿拉伯之春”像一場紅衛(wèi)兵運動，它聲稱要摧毀一個舊世界，但卻不知道新世界身在何方。專制者下臺之后，留下了任人爭奪的權力真空。新生的弱勢政府勢必難以遏制被激發(fā)起來的民族主義和原教旨主義。歐洲國家面臨債務危機，難以集中精力應對中東問題。美國在中東呆的時間越長，遇到的國內和中東當地的反對力量就越大，而美國撤出中東的速度越快，中東的局勢就會惡化得越快。在美國、中國等石油消費國強勁需求的影響下，近期內油價難以明顯下跌，高企的油價將使得中東的內部改革缺乏動力。中東將不可避免的經歷一個混亂和動蕩的時期。但是，沒有永久的混亂和無序，亂后有治，在經歷了即將到來的一段動蕩之后，或許，中東地區(qū)會在痛苦的摸索中，慢慢找到新的穩(wěn)定和均衡。

中國和中東沒有直接的重大利害關系，也沒有很深的歷史文化淵源，雙方之間沒有深入廣泛的了解，而且，中國參與中東事務談判缺乏足夠的籌碼。卷入中東亂局，是不智之舉。正是因為美國將在中東問題上牽涉大量的精力和實力，而且可能深陷其中、不可自拔，這恰恰是中國在未來戰(zhàn)略機遇期面臨的戰(zhàn)略資源。作為一個負責任、講道義的大國，中國想要在中東問題上起到更積極的作用，關鍵是領悟“功夫在詩外”，要局外做局。

一是能源。從表面上看，中國從中東大量進口石油，因此也是中東政局的利益攸關者。但是，即使中國擔心石油問題，也沒有必要、沒有可能直接介入中東局勢。所謂能源安全，包含三個問題，一是能否買得到，即石油的可獲得性，二是能否賣得起，即石油的價格波動性，三是能否運得回，即運輸線的安全性。從當前的形勢來看，中東爆發(fā)戰(zhàn)爭，導致石油供給中斷仍然是小概率事件。盡管中國是主要的石油進口國，但卻缺乏定價權，因此只能被動的承受油價的波動。由于中國缺乏強大的海軍，海上石油運輸線的安全問題也是我們難以在短期內主動控制的?？紤]到中東政局動蕩對石油供給和石油價格的影響，中國應該在能源政策方面布局，從而間接的應對中東政治動蕩的風險，增加自己的籌碼。一是要減少對石油的消費，節(jié)約能源，從而減少中國在中東政局動蕩中的潛在損失，并化中東危機，為國內經濟結構改革的機會。二是倡議建立石油進口國組織，建立包括歐洲、中國、日本、韓國、印度，或許也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組織。這一國際組織可以使得中國有一個新的平臺，在遠離中東動蕩、超脫中東具體政治事務的條件下，和其他國家交流對中東政治的關注，可以讓中國在一個新的多邊平臺里增強和中東各方的對話和談判，可以擴大中國和其他國家在中東問題上的利益交集。三是倡議建立新能源聯(lián)盟，從地緣政治的高度考慮新能源產業(yè)的重要性，先行一步，構筑后石油時代的新能源國際秩序。

二是投資。從表面上看，中國在北非和中東的投資因該地區(qū)政局動蕩受到巨大的損失，這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中國繼續(xù)增加對中東投資的信心。此外，中國和中東的貿易、投資關系，既有利于拉近雙方的關系，也可能為雙邊關系制造新的矛盾和摩擦。中東的民眾已經在抱怨中國產品擠占了當地產品的市場，中國企業(yè)害得當地的企業(yè)破產、工人失業(yè)。解決這一問題的出路，可考慮通過雙邊合作、多邊機構，擴大對中東基礎設施、民生工程的投資。如果有多邊機構致力于中東基礎設施的投資，將必然在當地經濟發(fā)展中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并進而在政治決策中發(fā)揮積極的影響力，中國應在這樣的多邊機構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通過增加對農業(yè)、城市化、工業(yè)化等項目的投資，有助于改善當地的就業(yè)、促進當地產業(yè)結構的多元化，必能贏得當地的民心。如果未來中東政局將持續(xù)動蕩，那么與其援助當地政府，不如直接投資于人民。贏得了民心，就可以在錯綜復雜的中東政局中立于不敗之地。

生、甚至提高婦女地位的政策。但為什么“阿拉伯之春”運動中，自發(fā)性的群眾抗議運動會摧枯拉朽一般的導致一系列專制者下臺呢？一個重要的原因恐怕是，這些專制者在位時間太長，已經到了不得不退出政治舞臺的時候。這就激發(fā)了潛在競爭者的無限遐想。專制者會傳位給自己的兒子呢，還是自己的部下？如果是傳給兒子，會傳給哪個兒子呢？如果是傳給部下，會是哪個部下呢？這種猜疑導致了統(tǒng)治階層內部出現罅隙，才使得街頭的民主運動發(fā)揮出異乎尋常的威力。 中東曾經有一個難得的歷史機遇，能夠實現持久的和平和發(fā)展。那就是在冷戰(zhàn)之后。當時，如果美國想要改變中東的政治格局，在武備和文事方面均有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時候，蘇聯(lián)自己已經陷入危機，這才使美國可以獨斷專行，從中亞抽調兵力，迅速擊潰伊拉克。在這之前，1980-1988年間的“兩伊戰(zhàn)爭”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消耗了這兩個地方小霸的實力?！吧衬L暴”行動像一部極具震撼力的大片，展示了美國的軍事力量。之后，美國在中東大規(guī)模部署兵力。以美國的實力，完全可以對當地的潛在沖突具有絕對的威懾力。在和平談判方面，由于美國的協(xié)調和斡旋，也出現了顯著的進步。1993年8月，以色列總理拉賓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主席阿拉法特在白宮草坪上握手。轉機好像就在眼前。 然而，希望很快成為泡影。2001年美國遇到了9.11恐怖襲擊。小布什總統(tǒng)隨后在2003年發(fā)動對伊拉克的入侵，據稱是要摧毀伊拉克的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這是一場徹頭徹尾錯誤的戰(zhàn)爭。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根本就沒有找到?！白杂伞焙汀懊裰鳌币矝]有在伊拉克建立起來。中東的力量平衡被打破。失去了伊拉克的制衡，伊朗的力量迅速擴大?？植乐髁x也沒有被肅清，反美的情緒反而空前高漲。 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正在沿著錯誤的道路繼續(xù)走下去，中東很可能會進入一個混亂而動蕩的新時期。 第一個嚴重的錯誤是盲目相信武力。法國和其他西方國家貿然干預利比亞內戰(zhàn)，西方國家不斷對敘利亞施加制裁壓力，美國和伊朗之間劍拔弩張，隨時可能擦槍走火，引發(fā)戰(zhàn)爭。由于美國有強大的軍事優(yōu)勢，面對任何一個中東的敵手，美國都可以輕而易舉的徹底擊敗敵人，讓它們的軍事力量至少倒退二十年。但是，戰(zhàn)場上的勝利不是結束，只是一個開始，戰(zhàn)后重建帶來的巨大成本會把美國拖入一個泥潭。 主張對伊朗發(fā)動戰(zhàn)爭的主要理由是，伊朗很快就會制造出核武器，而這將直接威脅到美國的利益，并可能導致連鎖反應，其他的中東國家會群起效仿，制造自己的核武器。有的觀點認為，伊朗有了核武器，就會將之賣給塔利班，恐怖分子就會如虎添翼。也有學者認為，如果伊朗有了核武器，其他中東國家難免會拋棄美國，轉入伊朗的陣營。主張打擊伊朗的觀點認為，可以對伊朗的核設施發(fā)動外科手術式的精準打擊，不會引發(fā)嚴重的傷亡或其他負面后果。這些觀點沒有一個是站得住腳的。即使伊朗有了核武器，也不會狂妄到了用核武器去攻擊美國的地步。核武器不是一種進攻性的武器，而是防守性的武器。即使伊朗有了核武器，其他國家也未必會加入開發(fā)核武器的競賽。北朝鮮有了核武器，韓國和日本并沒有非要制造核武器。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有核武器，而且兩國關系始終非常緊張，但在最緊張的時候，雙方均保持了克制，從來沒有提出要使用核武器。假如伊朗有了核武器，恐怕它會把核武器捂得緊緊的，怎么會把自己的看家法寶隨便送給別人？伊朗有什么理由相信自己能完全控制塔利班？如果伊朗有了核武器，考慮到伊朗和大部分阿拉伯國家之間的嫌隙，可能出現的結果反而會是，阿拉伯國家會更加靠緊美國，要求美國提供更多的保護。認為外科手術式的精準打擊能徹底摧毀伊朗的核設施，也是一種空想。1981年以色列曾經轟炸過伊拉克的核反應堆，但之后薩達姆反而加快了重建核設施的步伐。真正讓伊拉克放棄核武器，是之后美國發(fā)動了對伊拉克的全面打擊，迫使薩達姆下臺，而這花費了大約十多年的時間。 縱觀歷史，帝國的全球戰(zhàn)略總是分而治之，尋找均勢。當年古羅馬和大英帝國是這樣做的，美國過去在中東也是這樣做的，所以當伊拉克力量強大的時候美國就支持伊朗，而當伊朗爆發(fā)宗教革命之后，美國就支持伊拉克。如今，伊拉克仍然處于半無政府狀態(tài)，埃及很快就要步其后塵，敘利亞和伊朗的局勢岌岌可危。比專制統(tǒng)治更可怕的事情，就是專制突然消失之后，留下巨大的權力真空。土耳其在中東的力量將趁機壯大。一個具有強烈對外擴張沖動的土耳其有可能成為未來地區(qū)不穩(wěn)定的隱患。以色列的處境會更加兇險，四鄰的阿拉伯國家只會對以色列更加敵視。過去，美國或許還能約束以色列的行為。但隨著中東和談的失敗，美國作為中間人和協(xié)調人的信譽一落千丈。以色列可能會不顧美國的勸阻，一意孤行。比如，如果以色列襲擊伊朗，很可能引發(fā)伊朗的報復性行為?；蛟S，伊朗真的會封鎖霍爾木茲海峽，而這就不可避免的會把美國卷入中東的戰(zhàn)爭。過去，以色列可謂美國深深插入中東的楔子，但如今，它已經成了美國的一個“負債”。 第二個嚴重的錯誤是盲目相信民主。正如哈佛大學政治學家亨廷頓指出的，政治的有效性才是第一位的。如果沒有辦法維持政治的穩(wěn)定，無論采取什么政體，都是失敗的政體。西方政治學家中流行的“民主和平論”只是一種空洞的臆想。或許，成熟的民主政體有助于防止狂人發(fā)動戰(zhàn)爭，但在中東地區(qū)，民主政體有名無實，似是而非。仿佛一瓶晃動了很久的香檳，終于沖開了瓶塞，首先噴涌而出的，并不是清爽的美酒，而是憤怒的氣泡。民主需要漫長的學習和磨合，但在缺乏經驗的情況下，被催熟的民主政治只會鼓勵更多狂熱的民族主義、原教旨主義。任何一派政治力量上臺之后，都極有可能變本加厲的壓迫在原政權中占有優(yōu)勢的民族、宗教或階層。新仇舊恨層層累加，中東未來可能陷入無休止的內戰(zhàn)。原來的旗幟已經褪色。阿拉伯民族主義、阿拉伯社會主義已成往事，而一個健康、穩(wěn)重的民主政體尚在明日，在今日的中東大行其道的是宗教原教旨主義。從表面上看，西方國家制裁敘利亞、伊朗都得到了阿拉伯聯(lián)盟的支持，但這只是表面。阿拉伯國家政府的表態(tài)，和大街上阿拉伯人民的表態(tài)，是兩種截然不同的聲音。在“阿拉伯之春”之后，將是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與中東關系的寒冷冬天。反美和反西方干預將成為新興的政治力量尋求民眾支持的最佳策略。這倒不一定是因為美國在中東的政策樣樣都是錯誤，中東國家內部存在的諸多問題，可能是阻礙這一地區(qū)和平與發(fā)展的更深層原因。但是，批評美國比改革自我要容易得多。美國不請自來，恰好成為中東的民眾憤怒情緒的發(fā)泄對象。 更為糟糕的是，伊斯蘭教的影響力遠遠超越了中東。在歐洲國家，有大量來自北非和中東的穆斯林移民。在美國也有大量的穆斯林、猶太人。西方國家在中東外交政策的失誤會反過來傷害到自己的內政。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后，西方國家會進入較長時期的經濟衰退，社會福利支出有可能進一步削減，就業(yè)狀況不容樂觀。哈佛大學經濟學家本杰明·弗里德曼在《經濟增長的道德含義》一書中講到，凡是在經濟增長較快的時候，社會風氣也會更開明、寬容、樂觀，但在經濟增長停滯的時候，社會風氣就會更加狹隘、排外、悲觀。在這一背景下，動蕩的中東局勢，會越過高山海洋，把社會的震蕩帶給其他國家。 沒有一個帝國會永不衰敗，尤其是像美國這樣一個天生缺乏帝國氣質的國家，力量過于強大，但神經過于脆弱，時常會在國際事務中做出過激的反應。如今，美國在中東陷入了前進不得，倒退不成的窘境。如果說美利堅帝國也會走向衰退的話，那么中東很可能會是這最后一幕的場景。這里將成為美利堅帝國的悲傷沼澤。局外做局 猝不及防的“阿拉伯之春”像一場紅衛(wèi)兵運動，它聲稱要摧毀一個舊世界，但卻不知道新世界身在何方。專制者下臺之后，留下了任人爭奪的權力真空。新生的弱勢政府勢必難以遏制被激發(fā)起來的民族主義和原教旨主義。歐洲國家面臨債務危機，難以集中精力應對中東問題。美國在中東呆的時間越長，遇到的國內和中東當地的反對力量就越大，而美國撤出中東的速度越快，中東的局勢就會惡化得越快。在美國、中國等石油消費國強勁需求的影響下，近期內油價難以明顯下跌，高企的油價將使得中東的內部改革缺乏動力。中東將不可避免的經歷一個混亂和動蕩的時期。但是，沒有永久的混亂和無序，亂后有治，在經歷了即將到來的一段動蕩之后，或許，中東地區(qū)會在痛苦的摸索中，慢慢找到新的穩(wěn)定和均衡。 中國和中東沒有直接的重大利害關系，也沒有很深的歷史文化淵源，雙方之間沒有深入廣泛的了解，而且，中國參與中東事務談判缺乏足夠的籌碼。卷入中東亂局，是不智之舉。正是因為美國將在中東問題上牽涉大量的精力和實力，而且可能深陷其中、不可自拔，這恰恰是中國在未來戰(zhàn)略機遇期面臨的戰(zhàn)略資源。作為一個負責任、講道義的大國，中國想要在中東問題上起到更積極的作用，關鍵是領悟“功夫在詩外”，要局外做局。 一是能源。從表面上看，中國從中東大量進口石油，因此也是中東政局的利益攸關者。但是，即使中國擔心石油問題，也沒有必要、沒有可能直接介入中東局勢。所謂能源安全，包含三個問題，一是能否買得到，即石油的可獲得性，二是能否賣得起，即石油的價格波動性，三是能否運得回，即運輸線的安全性。從當前的形勢來看，中東爆發(fā)戰(zhàn)爭，導致石油供給中斷仍然是小概率事件。盡管中國是主要的石油進口國，但卻缺乏定價權，因此只能被動的承受油價的波動。由于中國缺乏強大的海軍，海上石油運輸線的安全問題也是我們難以在短期內主動控制的?？紤]到中東政局動蕩對石油供給和石油價格的影響，中國應該在能源政策方面布局，從而間接的應對中東政治動蕩的風險，增加自己的籌三是金融。從表面看，中國和中東在金融合作方面的潛力并不大。中東手中攥著大把的石油美元，并不需要外來的資金。但事實上，通過金融合作，可以最小的成本，最大化中國和中東之間的共同利益，且開辟中國和中東合作的新舞臺。中國和中東面臨的共同問題是，雙方均持有大量的美元資產，而在美元可能長期貶值的背景下，雙方均急需分散風險，使得外匯儲備進一步多元化?？煽紤]中國和中東通過相互投資，互相持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這種相互投資的關系將有助于形成密不可分的中國和中東利益共同體，與此同時，金融投資技術性較強、不會直接影響到國內各階層的利益分配，可避開國內、國際政治的干擾。在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方面，中國和中東有著共同的主張，通過進一步的交流和合作，完全可以在適當的時機提出共同的改革建議，形成統(tǒng)一戰(zhàn)線。

四是意識形態(tài)。盡管中東的政治動蕩沒有直接影響到中國，但間接的沖擊是不容忽視的。比如在“阿拉伯之春”之后，就有西方國家寄希望于在中國出現“茉莉花革命”。遠在中東的意識形態(tài)之爭，會對中國的國內思潮帶來不可低估的沖擊。從表面上看，中國不宜于直攖其鋒，挑戰(zhàn)西方所謂的民主、自由，中國也無法直接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形成對話或爭論，但中國完全可以更加主動積極地，以平淡務實的發(fā)展理念，沖淡激進、進攻性的意識形態(tài)。中國應強調并堅持，政治穩(wěn)定和經濟發(fā)展是最關鍵的，民族間的融合和團結高于民族自決。在滄海橫流的革命歲月，這樣的觀念明顯的缺乏煽動力。但正如鄧小平提出的“發(fā)展是硬道理”最終獲得舉世的認同，一個樸素的道理，不厭其煩的講上一千遍，就會變成深入人心的信念。當激情消散、鉛華洗盡，人心求穩(wěn)，黎民思安的時候，中國的“和諧社會”、“可持續(xù)發(fā)展”理念，最終也會得到中東民眾的更多認同。在國際上的意識形態(tài)斗爭中能夠取得一份成績，也就能為國內的社會穩(wěn)定和政治發(fā)展做出一份貢獻。

五是均勢策略。沒有均勢，就沒有平衡。物理學的定理如此，政治學的定理亦然。中東的政治游戲，主要是由幾個地區(qū)大國主導的，其中包括土耳其、敘利亞、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和埃及。如今，埃及和伊拉克幾乎陷入無政府狀態(tài)，敘利亞處于內戰(zhàn)邊緣，伊朗面對外部的圍堵，沙特阿拉伯可以自保，但難以擴張，唯有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力量尚未受到沖擊。以色列的外部環(huán)境將繼續(xù)惡化，而土耳其將成為地方霸主的最佳候選人。面對這樣的局勢，中國應盡可能幫助中東恢復新的力量平衡。中國和埃及之間存在長期的友好關系，當埃及處于變革期的時候，中國有責任增加對埃及的援助和支持，幫助其盡快恢復政治穩(wěn)定和經濟增長。中國和以色列之間有著復雜而微妙的感情，中國因以色列和美國的親密關系而不愿和以色列走得太近，但兩國之間由于歷史的淵源，卻有著天然的好感。四面楚歌的以色列急需得到外部的支持，中國絕對不會是以色列的盟友，但可以扮演更積極的協(xié)調者、中間人的角色。這樣的作用，對以色列、對阿拉伯國家、對美國、對中國都是有利的。面對一個力量不斷壯大的土耳其，中國應保持足夠的關注。加強和土耳其之間的合作，可以使中國對未來的中東局勢有更好的把握，也有助于化解中國國內的“疆獨”問題，反之，如果中國和土耳其之間的敵意加深，則會使得中國在中東舉步維艱、在國內深受騷擾。和這些力量消長較為顯著的國家相比，中國和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國的關系，大體可以在維持現狀的基礎上，逐漸謀求進一步的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