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比較中看“中國模式”
                                                                                      ——海外學者張維為提出，這至少是“最不壞”的模式
 
  來源：《文匯報》 
 
　　張維為，瑞士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日內瓦亞洲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著作有《鄧小平時代的意識形態(tài)與經濟改革》（英文）、改造中國：經濟改革及其政治影響》（英文）、《重塑兩岸關系的思考》、《中國觸動全球》等。1980年代中期曾擔任鄧小平及其他中國領導人的英文翻譯。走訪過100多個國家。
 
　　我想從中國崛起、中國模式、中國話語三個角度來談今天的話題。
 
　　中國今天在現(xiàn)代化發(fā)展過程中遇到的種種問題，西方國家現(xiàn)代化過程中都曾遇到。中國人硬是靠自己的智慧、苦干乃至犧牲闖出了自己的發(fā)展道路，可以自信地面對各種挑戰(zhàn)。
 
　　先談中國崛起。中國的經濟總量在過去的30年中增加了18倍，有專家估計中國人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內生活水平可以提高近7倍。但這個過程中也產生了不少問題。
 
　　中國“城市像亞洲、農村像非洲”？
 
　　2008年，我從印度講學回來，在報上發(fā)表了《印度貧民窟帶來的震撼和思考》一文：孟買60%的人住在貧民窟，人均面積兩三平米。一位網友責問：為何不把中國跟東歐比？我說不久前去過華沙和布達佩斯，它們比上海落后至少10年。這位網友又問：為什么不和紐約比？和紐約比，30年前是不可思議的，但現(xiàn)在可以好好比一比了。其實，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雷德曼就比過。他2008年參加了北京奧運會后經上海回國，寫了篇評論《中美這七年》。他寫道：當我回到紐約機場，沿著破舊的公路開往曼哈頓時，我問自己，究竟哪里是第三世界？我不想告訴我的女兒世界的未來在中國。
 
　　雖然上海和紐約在某些方面仍有差距，如國際化程度、公共文化的空間等。但在硬件的很多方面，上海已經走在紐約的前面了，如機場、地鐵、高速公路、商業(yè)繁榮程度、美輪美奐的夜景和即將完工的高鐵；在軟件方面，上海的嬰兒死亡率、社會治安、人均壽命等指標都好于紐約。
 
　　我們的城鄉(xiāng)差距還大于發(fā)達國家，但不是“城市像亞洲、農村像非洲”。歐洲的城市遠遠沒有中國城市的活力，中國的農村也發(fā)生了巨變，好于絕大多數(shù)發(fā)展中國家的農村，好于非洲的多數(shù)城市。非洲城市一半人口住在沒有電的貧民窟，人均壽命才50歲左右。中國城鄉(xiāng)差別將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而逐漸縮小，發(fā)達國家也是這么走過來的。
 
　　中國腐敗很嚴重，能算崛起嗎？
 
　　腐敗問題是一個挑戰(zhàn)，但我們也要看到別國崛起過程中都出現(xiàn)過腐敗上升的問題，主要原因是經濟高速發(fā)展，法治建設跟不上。英國19世紀時議員席位是可以買賣的；美國19世紀下半葉被稱為“強盜貴族”（robber barons）時代，人們都持槍保護自己；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官商勾結極為普遍。
 
　　如果橫向比較，研究腐敗最權威的“透明國際”把中國腐敗程度列在世界中位。跟中國相對可比的國家，如印度、巴西、孟加拉、埃及、烏克蘭、俄羅斯，腐敗都比中國嚴重，更不要說非洲國家了。中國香港和新加坡反腐經驗值得借鑒，他們致力于法治建設和社會整體的進步，成績可觀。
 
中國環(huán)境污染嚴重，能算崛起嗎？
 
　　歐洲歷史上的環(huán)境污染比我們現(xiàn)在還要嚴重。1952年倫敦曾發(fā)生過一周內4000多人死于煤煙污染的事件。歐洲最大的萊茵河一度污染到了魚類都無法生存。但最后通過環(huán)保努力，歐洲人扭轉了局面。
 
　　中國貧富差距大，能算崛起嗎？
 
　　貧富差距是比過去大了很多，需要認真對待。但一定要實事求是地看這個問題。人們經常說中國基尼系數(shù)已達0.45甚至0.47，但基尼系數(shù)只計算收入，不計算房產、土地等資產。中國社會科學工作者應有創(chuàng)新精神，制定一些能反映非西方國家真實情況的指標。比方說，衡量中國人的財富，兩個因素就可以使現(xiàn)在所有評估都發(fā)生變化：一是貨幣實際購買力。瑞士的人均GDP比上海高5倍，但理發(fā)和吃飯比上海貴10倍，瑞士住房自有率才36%；二是家庭凈資產。中國人有世界最強的置業(yè)傳統(tǒng)。據美聯(lián)儲統(tǒng)計，美國家庭中位（medium）凈資產（房產、股票、現(xiàn)金等，減去所有債務）去年由于金融危機降到了2004年的水平，為9.3萬美元，約合人民幣63萬元。中國多少家庭的凈資產達到和超過63萬？恐怕至少數(shù)千萬，也許上億。過去30年，中國人財富增長的速度無人可比。當然美國人習慣了大舉借貸消費，幾十年如此，自然成了世界第一消費大國。中國人不必學美國人過度借貸，但只要把中國人的財產、資產適當盤活，中國可以成為世界最大的消費市場。
 
　　中國崛起的最大特點是和平
 
　　西方大國不少都崛起于19世紀中后期，這期間各種戰(zhàn)爭數(shù)不勝數(shù)，如1840年的鴉片戰(zhàn)爭、1854年的克里米亞戰(zhàn)爭、1858年法國吞并印度支那、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瓜分整個非洲的無數(shù)次大小戰(zhàn)爭、1861年的美國南北戰(zhàn)爭。1867年后數(shù)十年間，北美的印第安人慘遭滅絕，美國因此無償獲得大片疆土和資源。西方崛起是一個血與火的過程，GDP是血流成河的GDP。
 
　　我們今天遇到的問題，在西方歷史上都曾遇到過，但英國可以把失業(yè)者出口到非洲，把囚犯出口到澳洲，把異教徒出口到美洲，而我們是在自己的境內消化現(xiàn)代化進程帶來的所有問題。英國當時人口不過1000來萬，中國今天是13億人。我們硬是通過自己的智慧、苦干乃至犧牲闖出了自己的發(fā)展道路和模式，有了雄厚的財富積累，我們可以從容自信地應對各種挑戰(zhàn)。
 
　　中國模式還在發(fā)展中，還存在諸多問題，但和其他國家比較，我們顯著提高了民眾的生活水平，避免了兩次金融災難。中國模式至少是“最不壞”的模式。
 
　　第二、談談中國模式。國內學者喜歡講“中國道路”，我這里借用國際通用話語，稱之為中國模式。中國模式有八個特點。
 
　　一是實踐理性
 
　　實踐理性也就是實事求是，我們比較能夠從實際出發(fā)。西方主導的變革第一步總是修憲，而我們的第一步總是試驗，然后總結調整推廣。世界實踐表明沒有一個國家可以通過多黨制和一人一票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
 
　　二是強勢政府
 
　　我們有比較中性、現(xiàn)代化導向的強勢政府。它能制定并執(zhí)行符合自己民族長遠利益的政策。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繆爾達爾稱印度政府為“軟政府”，執(zhí)行力極弱——計劃生育都推行不了，怎能消除貧困呢？這也是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國家的困境。
 
　　三是保持穩(wěn)定
 
我們比較好地處理了穩(wěn)定、改革和發(fā)展三者的關系。從1840年鴉片戰(zhàn)爭到改革開放1980年的140年間，我們最長的穩(wěn)定時間沒有超過8到9年，現(xiàn)代化進程總是一次一次被打斷。一直到鄧小平這位杰出的領導人，以非常強勢的姿態(tài)來保持政治穩(wěn)定，改善民生，我們才實現(xiàn)了人類歷史上罕見的跨越式發(fā)展。
 
這使我聯(lián)想到法國政治浪漫主義的高昂代價。法國人總是先確定一個抽象的大目標，如民主、自由、公正，然后激烈斗爭，從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到1962年戴高樂的第五共和國，整整173年，法國政治體制才穩(wěn)定下來。其間經歷了五個民主政體，三個皇室政權，兩個帝國，一個法西斯政權，所有這些政權都是通過暴力推翻的，而法國的人口才兩三千萬。中國不能這樣折騰，一定要走穩(wěn)健的改革之路。
 
　　四是民生為大
 
　　我們堅持把民生放在第一位，所以中國消除貧困領先世界。世界貧困人口還在增加。印度把每日收入從2美元到13美元的就定位為中產階級。按這個標準，2005年在印度中產階級是2.64億，中國則是8億人。但這個標準太低。你入住印度的飯店，幫你搬行李的服務生，住在貧民窟，會說幾句英語，就認為自己是中產階級。但你到上海星巴克問喝咖啡的小白領，他說我算什么中產階級，我只有一套房子。中國人的要求高。
 
　　五是漸進改革
 
　　我們沒用激進主義的“休克療法”。鄧小平比戈爾巴喬夫高明的地方就是不放棄現(xiàn)有的不完善的制度，而是盡量利用現(xiàn)有體制來運作，為現(xiàn)代化服務，并在這個過程中逐步改進。實踐證明“共產黨+市場經濟”比西方的市場經濟制度更有作為。
 
　　六是順序正確
 
　　改革不求一步到位，但求持續(xù)漸進、講究輕重緩急。我們大致是先易后難，先農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內地，先經濟后政治。
 
　　七是市場經濟＋宏觀調控
 
　　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力求把市場優(yōu)勢和宏觀調控優(yōu)勢結合起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shù)賮啞どf，這場經濟危機“是對不采用民主制度的國家的懲罰”。那么如今這場源自于美國的金融海嘯該如何解釋呢？我套用他的話，這是對信奉民主原教旨主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懲罰。
 
　　八是對外開放
 
　　在國際競爭中提升自己、發(fā)展自己，但以我為主，有選擇地適應外部世界，學習別人的經驗。中國模式有極強的競爭力，因為它源于激烈的國際競爭。
 
　　當然中國模式還在發(fā)展中，還存在很多問題，有些相當嚴重。比如政府干預過多，造成某些市場發(fā)育不足；某些政治改革相對滯后，導致一些行業(yè)壟斷和尋租腐??；貧富差異、生態(tài)問題、醫(yī)療教育，引起了很多人不滿。但只要我們頭腦清醒，意志堅定，集思廣益，所有問題都能找到解決的辦法，問題就是機遇。
 
　　我自己一直套用丘吉爾的句式，把中國模式稱為“最不壞”的模式。它確實有很多弊端，但是比較下來，其他模式弊端更多。
 
　　美國曾在整個非洲推行“結構調整方案”，大力削減政府的作用，結果非洲政治和經濟全面惡化。美國專家曾在俄羅斯推行“休克療法”，現(xiàn)在被俄羅斯人稱為對俄的第三次浩劫?！叭A盛頓共識”要求各國開放資本市場，結果引發(fā)了一場又一場危機。有時候想起來都后怕：如果當初我們沒有自己的立場，而是盲從西方模式，給中國帶來的可能是滅頂之災。
 
　30年來，中國經歷了翻天覆地的工業(yè)革命、技術革命、社會革命；大部分人生活水平明顯提高；我們避免了1997年的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金融海嘯?？v觀世界任何國家，只要取得其中一項成就已經很了不得了，但我們幾乎全部實現(xiàn)了，這表明中國模式至少是“最不壞”的模式。
 
　　中國的崛起過程必然是中國話語變得響亮的過程，我們拒絕西方“民主和專制”話語，認為“良政”與“劣政”才是關鍵所在，“游戲民主”只會帶來災難。
 
　　第三點是中國話語。中國崛起的過程也是中國話語變得響亮的過程。世界上最激烈的競爭是標準競爭。從管理學角度來說，標準競爭無非是三種戰(zhàn)略：領導者、參與者或追隨者戰(zhàn)略。
 
　　制度選擇強調民心向背和選賢舉能
 
　　在“后美國”時代，我們應該采取領導者和參與者戰(zhàn)略。中國是一個文明型的國家。它擁有5000年連綿不斷的文明，其文明的廣度、厚度和深度足以產生獨立的思想體系。
 
　　西方政治話語的核心是“民主和專制”。2008年11月孟買發(fā)生了重大恐怖事件，但印度反恐精銳部隊花了9小時才抵達現(xiàn)場。我在尼赫魯大學講學時，印度學者問我，中國會怎么處理這樣的事？我說至今我們還沒有遇到這么大規(guī)模的恐怖襲擊。但2008年汶川地震后，中國的軍隊是20分鐘內開始動員的；中國的總理是2小時內坐上飛機前往災區(qū)的；中國醫(yī)療隊在4天內就覆蓋了震區(qū)所有3000多個鄉(xiāng)鎮(zhèn)。一位印度學者不服氣地問：你是否要證明專制比民主更有效率？我說：您錯了，不是專制比民主更有效率，而是“良政”比“劣政”更有效率。我說不管采用什么制度，都要落實到良政，落實到中國人講的“以人為本”、“勵精圖治”才行。
 
　　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芬蘭前總統(tǒng)阿提薩利去年在布魯塞爾主持非洲治理新思路研討會，請我談中國模式。之后他總結：“你們共產黨的政治局很像董事會，總理很像CEO，治理國家的方式很像治理一個公司?！彼耶攬龌貞?。我說我們確實認為政治制度建設一定要考慮國家治理，為什么沒有一個公司搞一人一票，因為這樣搞的公司一定破產。民主的核心是體現(xiàn)人民的意志，民主的形式應該由各個國家根據自己的民情國情去探索。
 
　　在場的英國資深戰(zhàn)略學者羅伯特·庫珀不以為然，“難道中國不接受林肯提出的民有、民享、民治嗎？”我說我們很重視這些原則，但我們還有自己的政治文化傳承：一是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二是選賢任能，治國者必須是人才。民心不完全等于民意，民意如流水，而民心大如天，民心指的是一個民族長遠和整體的利益，絕大多數(shù)中國人很難接受每四五年換一次政權這種西方發(fā)源的所謂多黨民主政治。中國執(zhí)政黨也不是西方意義上代表部分人利益的政黨，而是代表人民整體利益的執(zhí)政集團，這是中國的文化傳承。
 
　西方民主演變成了“游戲民主”
 
　　西方多黨民主制度的理論基礎是社會存在多元的利益，應通過不同的政黨來代表并進行博弈，但這種強調不同利益之間的差異的西方模式，在非西方國家成功率極低。因為它所需要的法治傳統(tǒng)、游戲規(guī)則意識、龐大的中產階級、相對寬容的政治文化等條件，在非西方國家基本不存在。這種模式的特點是先把你這個社會分裂，然后再來整合。問題是非西方社會往往分裂之后就再也整合不起來了。泰國是“農民選出總理，城里人趕他下臺”；吉爾吉斯斯坦是“南北分裂”，烏克蘭是“東西分裂”。
 
　　為什么西方國家采用一人一票還沒破產？因為它們在這樣做之前已經完成了現(xiàn)代化，并因此形成了幾個特點：一是政治和經濟已基本分開，誰上臺都不太影響百姓的生活。二是人均資源大大高于發(fā)展中國家，有折騰的資本了。三是中產階級成了社會的主體，傾向穩(wěn)定。四是政治精英通過幾百年的磨煉總能壟斷主要的社會資源，如議會、媒體、金融等。
 
　　但現(xiàn)在西方民主越來越變成了一種“游戲民主”，即民主等同于競選，競選等同于營銷，大家拼資源、拼謀略、拼形象，選個美女和電影明星，毫無政績可言，也無所謂。這種做法導致了政治的平庸化和劣質化。東歐政府最高支持率幾乎沒有超過21%；冰島選出的哈德爾政府不懂經濟，導致國家破產；南歐的笨豬四國，即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希臘陷入深重的債務危機，這是一種夕陽西下的模式。
 
　　西方民主的發(fā)源地希臘破產了；議會民主的發(fā)源地英國處在破產邊緣；三權分立的美國明顯走下坡，真是三點成一線。一些美國學者也認識到了美國政治制度是前工業(yè)化時代的產物，需要改革才行。
 
　　在當今這個高度競爭的世界上，我認為只知“選舉”而不知“選拔”的制度，將競爭不過能把“選拔”和“選舉”結合起來的制度；只知吃老本、視民主為游戲而不建立“學習型政府”和“學習型社會”的國家，在國際競爭中將力不從心；不知“宏觀調控”為何物的國家，在未來的國際競爭中可能要出局。所以我看好中國模式。
 
　　（以上內容據5月27日第31期文匯講堂現(xiàn)場演講實錄整理）
 
 
　　“中國模式”是現(xiàn)在世界上最熱的話題之一，這在5年前都是不可思議的。主要是因為這兩年西方危機頻頻，美國金融海嘯帶來的災難尚未恢復，歐洲的財政危機又相繼爆發(fā)。國際上許多著名學者都在討論西方衰落和中國崛起，二者成了同一個話題。張維為教授把自己走訪過的100多個國家的事實拿來和中國比較，所得出的結論就比較客觀。張教授既是在歐洲從事研究的學者，又有中國的生活背景，正視中國實情，他的視角可能是國內和西方學者都不具備的。這是他的成功之處。
 
　　有意思的是，一些西方學者對中國模式的肯定程度超過中國學者。如寫《歷史的終結》的福山，他曾斷定蘇聯(lián)解體后，美國制度將是歷史的終結，不會被超越，當時這個觀點轟動一時。但2008年他卻說，“也許中國模式要超過西方模式了”。英國學者馬丁·雅克2010年寫了《中國統(tǒng)治世界》一書，他預測中國制度將會成為統(tǒng)治世界的制度。再就是約翰·奈斯比特，1980年代我們都讀過他的《大趨勢》，2009年他出了一本書《中國大趨勢》，提出中國模式的十大趨勢，每一條都很積極。
 
　　中國模式的本質特點：開放的漸進的實踐
 
　　根據張教授的深入分析，我認為對中國模式可以概括出幾個特點：一是轉型的漸進性。從計劃體制的高度集權向市場經濟和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轉型，這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鄧小平1992年曾說我們要用30年時間形成較為成熟的制度?，F(xiàn)在看來，這個時間估計要更長些。
 
　　二是模式的主體性。它是以中國歷史和國情為基礎形成的主體，而本體是基于中國文化歷史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是基于中國人的特性。這個歷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孔子甚至《尚書》以前，中國文化中幾個重要概念如“和、仁、恕、中”，都是中國模式的思想淵源。
 
　　三是具有實踐性。西方是先拿本本，我們是先摸著石頭。中國模式是一種開放的實踐。我們曾學過四小龍模式，中央銀行體系學美聯(lián)儲，社會福利學歐盟，我們可以找到世界上所有模式的影子，但最終沒被任何一種取代。
 
　　四是既有確定性也有不確定性?？偡较蚴谴_定的，但具體形式和內容是不確定的，是根據具體的時空條件所定。如人民幣匯率體制改革，方向是走向可兌換貨幣，具體的升值幅度卻是不確定的。中國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設也是如此。
 
　　最后一點是既具有特殊性又具有普遍性。中國模式的本土性并不能否認其普適性。中國模式對發(fā)展中國家具有可借鑒性，這一點正在顯現(xiàn)出來，并越來越被國際社會接受。但是中國模式對發(fā)達國家的借鑒意義同樣值得注意。最近美國經濟似乎出現(xiàn)某種“中國化”趨勢，如美國的儲蓄率在最近兩年中從占GDP不到1%升到現(xiàn)在7%；美國的出口幾年內要翻一番；美國還將發(fā)展可增加就業(yè)率的勞動力密集產業(yè)。最近歐洲學者也認為希臘等南歐國家應學習中國發(fā)展勞動力密集產業(yè)。美國一個著名學者預言，中國模式的成功將迫使美國學習中國經驗來推進改革。
 
　　中國模式未來發(fā)展的若干不確定性
 
　　中國模式的未來發(fā)展還存在著不確定性。一是人口結構。未來10年內“50后”一代將全部退休，“80后”獨生子女一代會成為社會主體。中國即將增加3億老人，卻僅增加1億多勞動力，這種根本結構性變化將改變很多事情。二是城鄉(xiāng)結構，現(xiàn)在的城市人口比重是45%。再過10年可能是65%，農村人口明顯少于城市，財富分配、資源配置和治理方式都將發(fā)生根本變化。三是產業(yè)結構，勞動密集和出口導向的結構將讓位于技術密集和內需為主的結構。人民幣將成為國際的儲備貨幣之一。屆時，全世界可能會充分遵循中國意愿，也可能全世界拉起手與我們作對，因此我們要清醒地對待自己和別的國家。
 
　　中國模式的未來發(fā)展可能引起亞洲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F(xiàn)在周邊地區(qū)有兩種變化值得注意。一是“蒙古化”，蒙古的出口產業(yè)都面向中國，經濟上90%依附中國，但政治上卻倒向美日等西方國家；另一是“尼泊爾化”，表現(xiàn)為政治上在中國和其他大國之間的中立化。中國在崛起過程中話語權會越來越多，制度可能越來越多被借鑒，但是也可能因為這種崛起而遇到更多挑戰(zhàn)和麻煩。因此，中國模式未來發(fā)展的國際環(huán)境將趨于復雜化。
 
大學鐘教授：您當年給鄧小平先生做翻譯是什么感覺？您覺得他對中國模式有什么貢獻？
 
　　張維為：回想起鄧小平，總是感慨萬千。我對鄧小平的理解也是逐步加深的。他的一些話我當時理解不深，現(xiàn)在看來他真是有水平。有一次他見一位思想非常“左”傾的非洲領導人，鄧小平給他講中國經歷的大躍進等挫折，希望他們搞社會主義時要非常慎重。外賓離去后，鄧小平講了一句話:“他聽不進去，要自己碰。”現(xiàn)在看來，這句話是經典，那個國家后來確實沒搞好。
 
　　關于中國模式，他在不同的場合都強調堅持實踐，包括實事求是和漸進改革。我們一定不要忘了鄧小平是指揮過千軍萬馬的一流的戰(zhàn)略家。他在指導中國改革開放時，就像指揮一場場戰(zhàn)役，從農村改革到特區(qū)建設、再到沿海開發(fā)和浦東開發(fā)。他總是從大處著眼，展現(xiàn)了罕見的歷史眼光。我給他做翻譯時他已經80多歲了，但他宛如年輕人，談論的都是中國20年、30年后會怎樣，該怎么走，把中國治國的大政方針都確定了下來。
 
　　如果沒有大批微軟式的創(chuàng)新企業(yè)產生，中國就不存在崛起的微觀基礎
 
　　管理咨詢業(yè)女士：我們接觸了大量的企業(yè)家，他們對中國并不充滿信心，因此也影響了投資和策略，如何讓他們提高信心呢？
 
　　黃仁偉：我在進行“中國崛起”研究的過程中，第一個問題聚焦在如何避免和美國等大國發(fā)生重大、全面的對抗，在不發(fā)生戰(zhàn)爭的情況下和平崛起；第二個問題是如何在現(xiàn)存的國際體系中提升地位和話語權；第三個問題是在金融危機后剛剛開始研究，就是中國崛起的微觀基礎。中國的經濟總量達到世界第二的規(guī)模，卻沒有產生一大批像微軟那樣的創(chuàng)新企業(yè)，在世界500強企業(yè)中為數(shù)很少，這說明中國崛起的微觀基礎還很薄弱。20世紀初美國就產生了摩根、洛克菲勒等大企業(yè)，聚斂了大量財富，支撐了美國整體崛起。中國企業(yè)家應當承擔起中國崛起的戰(zhàn)略責任，打造世界一流的中國企業(yè)。
 
　　現(xiàn)代化發(fā)展到今天，政治主導性更顯重要
 
　　南京政治學院上海分院研究生：您提到美國和英國現(xiàn)在的政治制度是前工業(yè)時期的產物。現(xiàn)代化發(fā)展到今天的水平，為什么政治主導性反而比以前顯得更為重要？（此問題獲得本期文匯講堂“最佳提問獎”）
 
　　張維為：西方政治制度現(xiàn)在最大的困境是缺乏整合力和競爭力，沒有人才觀念，所以無法適應全球化的挑戰(zhàn)。“三權分立”也無法預防金融危機，因為“三權分立”只限于政治領域，但美國的政治給資本力量綁架了。我認為現(xiàn)代社會需要另外一種平衡才行，也就是超出政治領域的三種力量的平衡，即政治力量、社會力量、資本力量之間的平衡，這樣一個國家才會運作得更好。中國就在這樣嘗試。
 
　　2030年，中國可能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提問：請兩位預測一下2030年以后，中國在全球發(fā)展的前景。
 
　　張維為：我一直看好中國模式，因為中國人善于學習和超越，這跟儒家的傳統(tǒng)有關，三人行必有我?guī)?，西方則是三人行我必為師，固步自封得厲害。我推測20年之后中國將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中國的中產階級人數(shù)可能為美國的兩倍。從過去30年的情況來看，對中國的所有悲觀預測都錯了，對中國的樂觀預測，對的還是比較多。
 
　　黃仁偉：美國有人曾測算過，2030年中國將超過美國GDP總量；我們的測算是要到2050年之后才與美國相當。美國的計算方法是中國在2030年前GDP保持8%的年增長率，人民幣年均升值2%，美元年均貶值2%。這樣就等于美國原地踏步，而中國每年有10%的實際增長。20年后中國GDP總量將超過美國。這如果成為現(xiàn)實，將使美國人心理上產生重大的挫折感。另一個趨勢是到2030年中國14億人口中，將有幾千萬中國人在全世界流動。因為人民幣升值，在國外使用人民幣要比在國內使用價值高得多，導致大量中國人到國外移民、投資、學習、旅游、購物等。
 
　　警惕中國崛起過程中的過度自信和民族主義
 
　　同濟大學研究生：假設中國發(fā)展模式不成功，那會怎樣？
 
　　黃仁偉：我認為中國模式不成功的概率極低。但“最不壞”的模式，也要防止“最壞的后果”。中國模式失敗將是世界的災難。第一種不成功是中國經濟過于膨脹導致發(fā)展的不可持續(xù)甚至出現(xiàn)經濟崩潰，世界經濟由此陷入大蕭條，國內也會發(fā)生大動亂，資金和人才嚴重外流。第二種不成功是中國變成一個擴張主義的霸權國家。如果中國擁有足夠的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卻抑制不住欲望去侵略擴張，這將是世界的災難。第三種不成功就是搞軟力量輸出，試圖建立超越所有其他價值觀的文化霸權，這將對世界多元文化帶來毀滅性的后果，這也是世界的災難。
 
　　這三種不成功恰恰都是中國過快崛起、國力過于強大的結果。如果看不到這種情景也很危險。因此，我們要防止在崛起過程中出現(xiàn)極端民族主義，防止因過分自信而濫用力量。目前在媒體、網絡上甚至學術界已可以看到這種取向的某些跡象。鄧小平也預言過，中國強大后要防止走向霸權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