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灘。
　　上海灘很開闊。
　　開闊的上海灘有著非凡的氣派。
　　的確，上海不但是中國最大的城市，也是中國最好最氣派的城市之一，或者說，是中國最“像”城市的城市。和北京一樣，上海也是全國人民最向往的地方。在全國許多地方，差不多都有所謂“小上?！?。這種稱號無疑是一種“桂冠”，只能加冕于那些比較富庶、新潮、文明的城鎮(zhèn)、街道和社區(qū)頭上，就像當年把上海稱為 “小蘇州”一樣。不過，“小蘇州”好像只有上海一家，“小上?！眳s遍布全國，到處都是。今日之上海，畢竟比當年的蘇州，要風光得多。
　　然而，“小上?！碑吘共皇恰按笊虾！?。領略了“小上?！狈N種好處的外地人，便都向往著能夠親自到上海去看一看。很多年來，能夠被領導派到上海去辦一點公事，差不多一直被視為一次“美差”。在物質匿乏、供應極差的那些年代，就更是如此。即便是現(xiàn)在，對于從未去過上海的人來說，上海無論如何也仍是值得一去的地方，盡管當真去了以后，也許有的人會失望。
　　但，失望歸失望，向往歸向往。沒去過上海的人，還是想去一去，尤其是那些比較“老派”的人。在上了點年紀的中國人的心目中，上?？偸谴碇鴥?yōu)秀和先進，代表著最正宗的現(xiàn)代工業(yè)文明，代表著這個文明“雅致的時代”。這是他們從“上海貨”那里最直觀地獲得的感受和結論，比什么書面的說教都更靠得住。的確，在那個物質匾乏的年代，我們生活中差不多每一點小小的改善都是上海和上海貨賦予的。那時，能擁有一塊上海牌手表、一輛永久牌自行車或一架蝴蝶牌縫紉機，是很能讓人羨慕不已的；請別人吃一塊上海奶油蛋糕或大白兔奶糖，也比現(xiàn)在請吃生猛海鮮還有面子。這不僅因為東西稀罕，還因為東西好；也不僅是質量好，經(jīng)久耐用，還因為它們都很精致，有一種特別的味道和情調(diào)，一種讓人怦然心動的雅致。更何況上海又是多么大在他們看來，真正所謂“現(xiàn)代國際大都市”，首屈一指的還是上海，盡管這幾年深圳的風頭頗健。不過，新型的深圳怎么比得上老到的上海？上海的商品也許比不上廣州或深圳新潮，但質量，卻讓人放心得多，因為上海的基礎要厚重得多。
　　上海，在全中國畢竟是深得人心的。幾乎每個中國人都知道，正如美國不能沒有紐約，中國也不能沒有上海。上海是長江流域的龍頭，而長江流域則是中國經(jīng)濟的脊梁。更何況中國的現(xiàn)代化正是從上海起步的。1953年，美國學者羅茲·墨菲在他的一本關于上海的著作中，把上海稱之為“現(xiàn)代中國的鑰匙”，認為現(xiàn)代中國正是誕生于上海。現(xiàn)在，越來越多的外國投資者則用他們的實際行動，表明他們更加看重看好上海。這不僅因為上海的投資環(huán)境好，比方說勞動者和管理者的基本素質和整體文化水平較高，在長期的經(jīng)濟社會生活中養(yǎng)成了一整套適合市場經(jīng)濟的價值觀念、行為規(guī)范和文化準則等等，還因為上海能給他們以“家園之感”。對于許多外國人（不管是投資者還是觀光客）來說，北京讓他們感到神秘，而上海讓他們感到親切。（圖十六）靜安寺對面的萬國公墓（現(xiàn)已遷走）里，埋葬著他們的先輩和同胞；而開在過去歐式老房子里的酒吧，又讓他們想起百十年前的歐洲。上海，不論在中國人還是外國人眼里，都是好地方。
　　總之，上海實在是太重要 它不但是中國首屈一指的“國際化大都市”，是足以影響國民經(jīng)濟的“大龍頭”和“排頭兵”，是反映中國政治經(jīng)濟變化的“大窗口”和“晴雨表”，也是完全不同于北京的一類新型城市的典型。
　　上海的秘密，是城市的又一種秘密。
　　為了弄清這些秘密，我們還是從外地人對上海的看法說起。
　　一 外地人與上海人
　　在外地人的心目中，上海雖然“老嗲咯”，上海灘的名聲卻似乎不大好。
　　對于上海，人們習慣性地有兩種說法。當他們要對上海表示好感時，便稱它為“大上海”；而當他們要對上海表示不滿時，則稱它為“上海灘”。因為一提起“上海灘”，一般人馬上想到的便是流氓、阿飛、小開、妓女、殖民者、暴發(fā)戶、青紅幫。人們形成這種概念，不知是因為上海灘原本就是這類人物的世界，還是影視傳媒的著意渲染所使然？大約是兼而有之吧。
　　但不管怎么說，上海灘的名聲不太好，卻總歸是事實。它被稱為“十里洋場”（最早則被稱為“十里夷場”）、“冒險家的樂園”，此外還有“東方魔都”、“千面女郎”、“洋場蕩婦”、“鬼蜮世界”等必雅號”。以后又被稱為“資產(chǎn)階級的大染缸”，被看成革命和改造的對象。比起北京之被稱為“帝都”、 “京師”、“偉大的首都”、“紅太陽升起的地方”，那名聲可是差遠
　　人們對待北京和上海的態(tài)度也不一樣。在改革開放以前的那些年代，能夠到北京去，是一件很光榮的事。這種光榮往往只屬于戰(zhàn)斗英雄、勞動模范、先進人物或政治上特別可靠、組織上信得過的人。人們懷著崇敬和羨慕的心情目送他們登車而去，期待他們帶回可以分享的光榮，比如和中央領導的合影或毛主席握過的手。即便沒有這份光榮，能去看看天安門，看看慕名已久的故宮、頤和園，也是令人羨慕的。如果有人到上海出差，情況又不同。他的親朋好友會一齊來看他，一面掏出多年的積蓄，托他買這買那，一面又諄諄囑咐，叫他小心謹慎，不要在那個“花花世界”迷失本性，上當受騙，吃了壞人的虧。去上海的人也會不虛此行。他會肩挑手提地帶回許多在內(nèi)地買不到的東西。這些東西不但質量好，樣子新，而且價錢便宜，讓人實實在在地感到上海到底是大上海，是足以讓自己那個“小地方”自愧不如的大城市。當然，他在帶回對上海嘖嘖贊美的同時，也會帶回對上海的種種不滿和抱怨。
　　的確，外地人對上海的態(tài)度是復雜和矛盾的。幾乎全中國人都公認北京好，但卻只有蘇州、無錫等少數(shù)幾個地方的人才會說上海好。其他地方人雖然心里也承認上海好，卻不大愿意公開說出來?；蛘呒幢阏J為上海好，也是有保留的。他們寧肯對上海采取一種敬而遠之的態(tài)度，而不是像對北京那樣敬而親之。要他們喜歡上海，就更難。許多從外地考入上海的大學生、研究生在畢業(yè)離滬時會這樣說：“其實我并不怎么喜歡上海，可沒能留下來似乎還是有點遺憾。”同樣，外地人雖然有點畏忌上海，但如果讓他們到上海出差，則多半也會興高采烈。總之，正如《上海：記憶與想象》一書編者馬逢洋所說，上海既是眾望所歸，又是眾矢之的。
　　上海很早就是眾望所歸。早在1904年，蔡元培等人主編的《警鐘日報》便發(fā)表題為《新上?！返纳缯?，盛贊上海是黑暗世界中“光焰奪目之新世界”；1911年，資產(chǎn)階級革命黨人主持的《民立報》也發(fā)表署名田光的文章《上海之今昔感》，認為上?！盀槿珖笸?，直負有新中國模型之資格”。新中國成立后，上海因產(chǎn)業(yè)工人最多和對國家經(jīng)濟貢獻最大而卓有威望，只是由于后來出了個聲名狼藉的禍國殃民小集團，又弄得有點灰頭灰臉。黨中央作出開發(fā)開放浦東新區(qū)的英明決策后，上海再次成為眾望所歸。包括國內(nèi)外商業(yè)精英和文化精英在內(nèi)的眾多有識之士，已越來越看好上海。他們認為，上海是最具有成為“國際性現(xiàn)代化大都市”資質和條件的城市。上海一旦崛起，全世界都將刮目相看。
　　上海也很早就是眾矢之的。早在五四運動前后，陳獨秀就一連發(fā)表四篇評論文章，力陳上海社會之丑惡、黑暗、骯臟（《獨秀文存》）；傅斯年則說上海臭氣熏天，竟以模仿妓女為能事（《致新潮社》）；后來周作人也說上海只有“買辦流氓與妓女的文化”（《上海氣》）；錢鐘書則用挖苦的口氣說，如果上海也能產(chǎn)生藝術和文化，“正像說頭腦以外的手或足或腰腹也會思想一樣的可笑”（《貓》）?？傊谒麄兊难劾锕P下，上海灘是一個藏污納垢之所，為非作歹之地，而沈從文等人所謂“海派”，則誰都知道是一個惡溢和貶義詞。熊月之在《海派散論》一文中曾透徹地分析過這種觀念產(chǎn)生的原因，比如民族主義、階級分析、西方文化價值受到懷疑等等，但不管怎么說，自二三十年代起，上海灘的名聲便一直弄得不太好。
　　上海灘的名聲不太好，上海人的名聲也不太好。余秋雨說：“全國有點離不開上海人，又都討厭著上海人。”（《文化苦旅》）這話說得不完全準確。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全國都離不開上海，又都有點討厭上海人；全國都向往著上海，又都有點忌恨上海人。“上海人”這個稱謂，在外地人心目中，有時簡直就是諸如小氣、精明、算計、虛榮、市儈、不厚道、趕時髦、?；^、小心眼、難相處等等“毛病”的代名詞。常常會有這樣的情況：當人們議論某某人如何有著上述毛病極難相處時，就會有人總結性地發(fā)言說：“上海人嘛！”后面的話也就不言而喻，而聽眾也就釋然。似乎上海人就得有這些毛病，沒有反倒不正常。所以，如果一個男孩子或女孩子的戀人是上海人，親朋好友便會大驚小怪對他們的父母說：“他怎么找個上海人！”甚至還有這樣的事：某單位提拔干部，上面原本看中了某同志，但有人向組織部門反映，說“他是上海人呀！”結果該同志便不能得到提拔。外地人對上海人的忌諱和提防，由此可見一斑。
　　這當然并不公平，也不準確。事實上，上海人并不像外地人說的那么“壞”，那么讓人“討厭”。那些真正和上海人接觸多、對上海人了解多的人，都會覺得從某種意義上講，上海人其實是很好相處的，只要你也按上海人那一套作派和法則來處世就行。我女兒到上海上大學，去之前心里也有點惴惴的（盡管我們事先也作了“正面宣傳”），但半年后回來，便興高采烈地說：“上海同學蠻好的呀！”當然“蠻好的”。上海人，本來就不壞。
　　但可惜，持這種觀點的人，似乎并不太多。
　　事實上，對上海人的反感和討厭，幾乎可以說是長期性的和普遍性的。正如全國各地都有“小上?！保珖鞯匾捕加袑ι虾Ｈ说摹拔⒃~”和關于上海人的“笑話”。在遠離上海的貴州省施秉縣（一個邊遠的小縣城，那里有一條美麗的氵舞陽河可供漂流），旅行社的朋友一提起上海人，差不多每個人都有一肚子笑話可說。有一個笑話是這樣說的：一次漂流前，導游交待大家，如果有貴重物品，務必交給護航員，以免丟失。然而一個上海人卻不肯。他把一疊鈔票含在嘴里就下了水。結果，漂到半路，船翻了，上海人大喊救命。其實，漂流中翻船是在所難免和有驚無險的，甚至還能增加漂流的樂趣。因此，不少人還會故意把船弄翻，然后和護航員一起哈哈大笑。這個大喊救命的上海人當然很快就重新回到了他的船上，只是他那一疊鈔票，也就被河水沖得無影無蹤顯然，這個笑話并不“專屬”上海人，它完全可能發(fā)生在別的什么地方人身上。但，不管是說的人，還是聽的人，大家都覺得只有說是上海人，才特別“像”。
　　關于上海人的笑話真是五花八門數(shù)不勝數(shù)。比方說，“上海的男人喝醪糟都上臉”，或“上海的女人買牙膏都要磅一磅，看看是買大支的合算，還是買小支的合算”等等。在一個小品節(jié)目中，一個北方籍的妻子就這樣數(shù)落她的上海籍丈夫：“那么小一塊蛋糕，我睡覺前他就在吃，等我一覺睡醒來，他還在吃?！?總之，這類笑話特別多，特別離奇，講起來也特別放肆，而別的什么地方的人，是沒有也不可能有這么多笑話的。比方說，我們就不大容易聽到北京人的笑話。北京人也不是沒有毛病，但北京人的毛病好像只可氣，不可笑。別的地方人也一樣。他們即便有笑話，流傳的范圍也有限，講起來也有顧忌。似乎偌大一個中國，惟獨上海人，是可以肆無忌憚任意加以嘲笑的一群，或者是特別值得笑話的一群。
　　這些笑話中當然難免夸大不實之詞，但也并非完全沒有道理。事實上，外地人討厭上海人的“理由”似乎很多。除了前面說那些“毛病”外，上海人讓人討厭的地方還很不少，比如自私、排外、對人冷淡等。在旅行途中，不顧別人是否要休息而大聲講話的，多半是上海人；在旅游勝地，搶占景點照相的，也多半是上海人。最可氣的是，他們搶占了座位和景點后，還要呼朋引類（當然被呼叫的也是上海人），完全不把別人放在眼里，似乎只有他們才最有資格享受這些座位和景點。上海人之最讓人討厭之處，往往就在這些場合。
　　不過，外地人討厭上海人的直接原因，還是他們說上海話。
　　這似乎沒有道理。上海人嘛，不說上海話說什么話？再說，全國各地都有自己的方言，就連北京也有。為什么別人說得，惟獨上海人就說不得？未必上海話是全中國最難聽的話不成？問題并不在于上海話本身，而在于上海人講上海話時那種“旁若無人”的態(tài)度。的確，最讓外地人討厭的，就是只要有兩個以上的上海人湊在一起，他們便會旁若無人地大講其上海話（而且往往嗓門還很大）。這時，被“晾”在一邊的外地人，就會向他們投去反感厭惡的目光，至少也會大皺其眉頭?？梢钥隙?，當著外地人講只有自己才懂的話，確實是極不禮貌的行為。但是，這種行為外地人也有。那些外地人湊在一起，也會講他們的本地話，也會忘掉旁邊還有別的地方人。為什么外地人這樣做，就不會弓愧反感（至少不那么讓人討厭），而上海人這樣做，就特別讓人不能容忍原因也許就在“有意”與“無意”之別。
　　一般地說，外地人都不大會說普通話。其中，水平最差的是廣東人。一個廣東地方干部陪同外地干部到城郊參觀，興高采烈地說：“坐在船頭看郊區(qū)，越看越美麗”，結果外地同志聽成了“坐在床頭看嬌妻”，一個個掩嘴竊笑。因此有句俗話，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廣東人說官話”。廣東人講普通話的那種別扭，不但他自己講得費勁，別人聽得也難受。有個笑話是諷刺廣東人講官話的。那笑話說，一個廣東人到北京的餐館吃飯，問：“小姐，水餃多少錢一碗？”結果服務員聽成了“睡覺多少錢一晚”，便憤怒地罵了一聲“流氓”。沒想到這個廣東人的普通話水平實在太差，竟高興地說：“六毛？兩碗啦！”此外，四川人講普通話也比較困難，自然能不講，就不講。其他地方人，講不好或講不來的也大有人在。所以，他們講方言或不講普通話，就可以原諒。再說，四川話、河南話、陜西話等等都不算太難懂，而廣東人無論說“官話”（普通話）還是說“白話”（廣州話）反正都一樣難聽，也就無所謂。
　　上海人就不一樣他們語言能力都比較強（上海的英語水平普遍高于其他城市，就是證明），除浦東土著外，差不多個個都會說普通話。即便說得不太標準，也決不會像廣東人說官話那么難聽，甚至可能還別有韻味。有此能力的還有廈門人，也是個個都會說國語。會說而不說，當然是“故意”的（閩南人語言能力又較上海人為低，則故意程度也略低）。何況，上海話和閩南話（廈門方言）又是中國最難懂的幾種方言之一。當著外地人講這種誰也不懂的“鬼話”、“鳥語”，不是存心不讓人聽、不把別人放在眼里，又是什么？
　　為什么不把別人放在眼里因為上海人自認為是“高等華人”，是全中國最優(yōu)秀最高貴的人種。上海話，就是這個優(yōu)秀高貴人種的標志，也是和“低等華人”（外地人）劃清界限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只要有機會，他們就一定要說上海話，而且要大聲地、尖嗓門地、無休止地講。如果沒有這個機會，也要想辦法創(chuàng)造一個，就像暴發(fā)戶們一定要想辦法掏出“大哥大”在眾人面前哇啦一頓以示牛氣一樣。
　　所以，上海人在外地，可能會比他們在上海還更愛講上海話。在上海，他們反倒有時是愛講講普通話的，因為那是一種“有文化”的表現(xiàn)。但到了外地，尤其是五湖四海云集、三教九流混雜的地方（如火車上或旅游區(qū)），他們就一定要講上海話。因為他們不能容忍當?shù)厝瞬患訁^(qū)別地把他們混同于一般的“外地人”，也不能容忍別的外地人不加區(qū)別地把他們“引為同類”，當然更不能容忍其他上海人把自己也看成了“外地人”。因此，只要有一個上海人開了頭，其他上海人便會立即響應，興奮而熱烈地大講其上海話。這種心態(tài)，老實說，已成為上海人一種“集體文化無意識”，以至于連他們自己，也不會覺得是“故意的”。
　　但在外地人看來，這就是“故意的”。你們上海人不是很“文雅” 不是很“秀氣” 不是連吃東西，都只吃“一眼眼” 怎么說起上海話來，就一點也不“文雅”，一點也不“秀氣”，不只說“一眼眼”就拉倒 還不是為了向世界向別人宣布你們是“上海人”！
　　的確，上海人在內(nèi)心深處，是不大看得起“外地人”。
　　在上海，“外地人”這個概念，顯然帶有貶義，或者帶有對其文化不以為然的意思，起碼也表現(xiàn)了上海人的一種文化優(yōu)越感。1998年，我在上海博物館參觀趙無極畫展，中午出去吃飯，依例要在手上綁一根紙條。對過小賣部的店員一見大為驚詫，問其所以，我如實相告說這樣就能證明我是中途外出，再進門時就不用買票云云。于是這位女店員便回過頭去用上海話對店里的人大發(fā)議論，無非說外地人到上海真是可憐，上海人如此欺負外地人也太不像話。其實，只要是中途外出，不論外地人還是上海人，一樣咯統(tǒng)統(tǒng)都要扎紙條的。上海博物館并無歧視外地人之意，這位店員的議論也未免有點無的放矢。但即便在這種對外地人最善意友好的態(tài)度中，我們?nèi)圆浑y體味到上海人不經(jīng)意流露出的優(yōu)越感。
　　這種優(yōu)越感其實是顯而易見的。你想，如果大家都，樣，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也沒有是非對錯之別，又有什么必要區(qū)分本地外地事實上，上海人確實往往是在表示鄙夷時才使用“外地人”這個概念的。它往往意味著戇大、洋盤、阿木林、十三點、豬頭三、拎不清、搞七甘三、脫藤落攀等等含義。比方說，上海人一般都會擠公共汽車（他們擠慣了），有一整套動作程序和坐站規(guī)矩。外地人當然不懂這些，上車之后，難免橫七豎八、磕磕絆絆。這時，上海人往往就會嘟囔一句：“外地人?！边@句嘟囔，就帶有鄙夷的味道。上海人文明，一般不會罵“他媽的”，則這時的“外地廠，也就相當于“他媽的” 所以，在外地人看來，上海人嘴里的“外地人”，就是罵人的話，至少也表現(xiàn)了上海人對外地人的鄙夷和不滿。
　　用“外地人”這個詞來“罵人”（其實不過是不大看得起罷了），這在全國可是絕無僅有。上海以外的其他地方，當然也有本地人外地人的說法。但那多半只是表明一種事實，不帶情感色彩，也不帶價值判斷，頂多有遠近親疏之別罷也就是說，他們可能疏遠外地人，卻一般不會鄙視外地人。即便鄙視，也只是鄙視某些外地人（比如武漢人之鄙視河南人），不會鄙視“一切”外地人，更不會把所有的外地人都看作低能兒或冤大頭，看作不可與言的“低等華人”。
　　在這一點上，和上海人多少有些相似的，是北京人和廣州人。
　　北京人和廣州人也都多少有點看不起外地人。不過，北京人，尤其是新北京人，一般都不大喜歡使用“外地人”這個概念，而更多地是稱他們?yōu)椤暗胤缴稀?。這當然蓋因北京位居“中央”，乃“首善之區(qū)”故。北京既然是“中央”，則北京人，也就當然地成了“中央的人”。“中央”要吹什么風，首先就會吹到北京人那里，而北京人當然也就“得風氣之先”，至少也會聽到許多外地人不足與聞的“小道消息”。這就足以讓北京人對“地方上”持一種“居高臨下”的態(tài)度。要言之，北京人的“派”，主要是一種政治上的優(yōu)越感，并不帶社區(qū)優(yōu)越的性質。所以，北京人一旦長期離開了北京，多半就不再有什么優(yōu)越感，反倒會因為他們的豪爽大度，而和當?shù)厝恕按虺梢黄薄?br />　　廣州人同樣也不大使用“外地人”的概念，而往往稱他們?yōu)椤氨狈饺恕被颉皟?nèi)地人”。其使用范圍，包括“五嶺”以北的所有地區(qū)，當然也包括上海與北京。顯然，這首先是一個地理概念，其次是一個文化概念。在使用這個概念時，廣州人顯然是不會把他們的廣東老鄉(xiāng)也納入其范圍之中的。也就是說，他們更看重的是文化的認同，而非等級的高卑。更何況，稱外地人為“內(nèi)地人”，豈非自認“邊鄙”？可見，這一概念，并無文化歧視的意味在內(nèi)，甚至多少還有點自慚形穢。只不過，這些年來，廣東較之內(nèi)地，大大地富起來于是，廣東人嘴里的“內(nèi)地人”或“北方人”，就多少有些相當于“窮人”的意思?？傊?，廣州人或廣東人的“靚”，主要是經(jīng)濟上的優(yōu)越感，也不帶社區(qū)優(yōu)越的性質。
　　北京人有政治優(yōu)勢，廣東人有經(jīng)濟實力，他們當然都有理由在外地人面前“擺譜”，牛氣一下。那么，上海人的鄙夷外地人，又有什么“正當理由” 沒有。
　　其實，這也是外地人最不服氣的地方：你上海人有什么了不起嘛！是官比我大，還是錢比我多？你們的“本錢”，也就是你們自以為得計的所謂“聰明”或“精明”。然而，那又是多么可笑的聰明和精明無非是會套裁褲子節(jié)約布料，或者是會選擇路線節(jié)約車錢，而且是公共汽車錢！這幾個小錢，我少抽兩包“紅塔山”就省下當然，上海人也特別會擠公共汽車（那也是上海人嘟囔外地人次數(shù)最多的地方），會在公共汽車站設立“站隊”和“坐隊”?？晌覀兡抢锕财嚫揪筒粩D，隨隨便便上車就有座，的士也招手即來，還不貴，到底誰優(yōu)越來著？
　　盡管在外地人看來，上海人并沒有多少資格自高自大，然而上海人偏偏比“天子腳下”的北京人和“財大氣粗”的廣東人更看不起外地人。上海話中有許多歧視、蔑視外地人的專用詞匯和語言，其中又尤以歧視、蔑視蘇北人為最，他們甚至被稱為“江北赤佬”（或小赤佬）、“江北豬穢”（或豬頭三）。過去k ?；鼞颍ㄟ@是上海市民特別喜愛的一個劇種）的主要題材之一，便是諷刺嘲笑外地人、鄉(xiāng)下人到上海后的種種“洋相”。上海人（當然主要是上海小市民）津津有味地觀看這些“洋相”，并在哄堂大笑中充分地體驗自己的優(yōu)越感。一來二去，“外地人”在上海人的“圈子”里，竟成了顯示上海人優(yōu)越性和優(yōu)越感的“陪襯人”。更何況，上海人對外地人的鄙夷和蔑視，幾乎是普遍性和不加區(qū)別的。比方說，一個上海人要對另一個上海人的“不懂經(jīng)”、“拎勿清”或“不識相”表示憤怒和不可理解，便會怒斥或質問：“儂外地人呀？”似乎只要是外地人，不管他是什么地方的，都一樣低能。上海人對外地人的這種“一視同仁”，就特別容易激起那些也有自己優(yōu)越感的某些外地人的勃然大怒。
　　于是，上海人就在無意之中把自己和所有的外地人都對立起來這就簡直無異于“自絕于人民”，當然會犯了“眾怒”。也許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外地人對上海人的反感程度，要遠遠大于他們之對廣東人。廣東人雖然也有“排外”的惡評，但廣東人與外地人交流，畢竟確有語言的障礙，況且廣東人雖“排外”，卻不“蔑外”，而上海人豈止是“蔑外”，有的時候，簡直是把外地人當作了麻風病人。否則，為什么要用上海話把自己和外地人“隔離”開來？這就不能不引起外地人對上海人的反感和不滿，而這些反感和不滿久而久之便成了“積怨”。終于有一天，積怨爆發(fā)幾乎在一夜之間，舞臺和熒屏上那些斤斤計較、小里小氣、迂腐可笑、弄巧成拙的形象，青一色地操起了一口上海普通話。向以嘲笑“外地人”為能事的上海人，終于成為外地人共同嘲笑的對象；而歷來用于體現(xiàn)上海人社區(qū)優(yōu)越性的上海話，則成了嘲笑諷刺上海人最得心應手的工具。
　　然而上海人對此似乎無動于衷。他們似乎并未勃然大怒，群起而攻之，就像當年揚州人攻擊易君左的《閑話揚州》一樣。當然，對于外地人的種種非難，上海人心里是不服氣的：你們只知道說上海人精明、小氣，但你們知不知道我們上海人住得有多擠？一家?guī)卓跀D在一間房子里，馬桶旁邊要吃飯的，不精明不小氣怎么辦？我們上海人做生活規(guī)矩、巴結，又不笨，誰也沒有我們上海人對新中國建設的貢獻大，憑什么該住這么擠？不過，這些話，上海人也只是私下里嘀咕，并不公開說出來。上海人似乎根本無意于和別人爭個是非高低，辯個你死我活。外地人對上海和上海人褒也好，貶也好，上海人都不會在乎。最后落了下風的，還是外地人。
　　于是外地人就更加想不通他們實在想不通上海人為什么會有那么強烈的社區(qū)優(yōu)越感。一個有錢有勢有文化的上海人，固然會看不起沒錢沒勢沒文化的外地人（這好理解），而一個沒錢沒勢沒文化的上海人，也居然會看不起有錢有勢有文化的外地人（盡管勢利的上海人在表面上也會作尊重狀），而且其理由又僅僅只不過因為他是上海人。他們究竟有什么本錢可以看不起一切外地人 又有什么本錢可以對外地人的諷刺嘲笑無動于衷
　　這正是外地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也是我們著力要弄清的問題。
　　二 上海人與上海灘
　　要弄清前面提出的問題，首先就得弄清什么是上海人。
　　但這并不容易。
　　余秋雨說：“上海人始終是中國近代史開始以來最尷尬的一群”（《上海人》）。其尷尬之一，就是身份不明。什么人是上海人？或者說，什么人是最正宗、最地道，亦即最有資格看不起外地人的上海人？誰也說不清。因為認真說來，倘若追根尋源、尋宗問祖，則幾乎大家都是外地人，而真正正宗的上海人，則又是幾乎所有上海人都看不起的“鄉(xiāng)下人”。這實在是一件十分令人尷尬的事。如果說，上海是一個“出身曖昧的混血兒”，那么，上海人便是一群“來歷不明的尷尬人”。
　　然而，恰恰是這些“來歷不明”的“尷尬人”，卻幾乎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具有自己的特征，而且這些特征還十分鮮明。
　　的確，上海人和非上海人，幾乎是一眼就可以區(qū)分開來的。一個外地人一進上海，立即就會被辨認出來，哪怕他一身的海貨包裝。同樣，幾個上海人到了外地，也會為眾所矚目，哪怕他們穿當?shù)胤b，也不說上海話。當然，其他地方人，也有容易辨認的，比如北京人和廣東人。但北京人幾乎總也改不掉他們說話的那種“京味兒”，而廣東人除了一說話就“露餡”外，長相的特征往往也很明顯。只有上海人，才既不靠長相，也主要不靠口音，而能夠卓然超群地區(qū)別于外地人。說得白一點，上海人區(qū)別于外地人的，就是他們身上特有的那種“上海味”。這種味道，幾乎所有外地人都能感受得到，敏感的人更是一下就“聞”到; 顯然，上海人的特征，是一種文化特征?；蛘哂?a target="_blank" style="color: black;" >文化人類學的術語說，是一種“社區(qū)性的文化特征”。它表現(xiàn)為一整套心照不宣和根深蒂固的生活秩序、內(nèi)心規(guī)范和文化方式，而且這一整套東西是和中國其他地方其他城市大相徑庭甚至格格不入的。事實上，不管人們?nèi)绾蚊枋錾虾；蛏虾Ｈ说纳鐓^(qū)特征，至少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這些特征十分鮮明，而且與全國其他地區(qū)相去甚遠。也就是說，與其他社區(qū)相比，上海社區(qū)的異質程度很高（另一個異質程度很高的城市是廣州）。唯其如此，上海人才無論走到哪里都十分地“扎眼”，與其他人格格不入，并且到處招人物議。坦率地說，我并不完全贊同對上海人的種種批評。我認為，這些非議和閑話，其實至少有一半左右是出于一種文化上的偏見，而且未見得有多么準確和高明。說得難聽一點，有的甚至可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即以一種相對落后的文化觀念去抨擊上海人，或者對上海的先進與文明（比如上海人特有的“經(jīng)濟理性”、“個體意識”甚至“衛(wèi)生習慣”等等）“看不慣”或“看不起”。比方說，看不慣上海人的衣冠整潔、處處講究，就不一定有道理；看不起上海人喜歡把賬算得很清，也大可不必。
　　但是，無論外地人對上海人的抨擊和批判有理也好（上海人確有毛?。?，無理也好（外地人觀念相對落后），上海與全國其他社區(qū)之間差異極大，總歸是一個事實。上海固然完全不同于農(nóng)村（因此上海人特別看不起“鄉(xiāng)下人”），也總體上基本上不同于國內(nèi)其他城市（上海人所謂“外地人”，便主要指國內(nèi)其他城市人）。這也是上海與北京、廣州的最大區(qū)別之一。北京模式是“天下之通則”，省會、州府、縣城，無非是縮小了和降格了的北京。它們當然很容易和北京認同，不會格格不入。廣州則介乎北京與香港之間，既可以與北京認同，又可以與香港認同，更何況廣州在嶺南地區(qū)，還有那么多的“小兄弟”，何愁不能“呼朋引類”？
　　上海卻顯得特別孤立。它甚至和它的臨近城市、周邊城市如南京、杭州、蘇州、無錫也“不搭界”，盡管上海曾被稱為“小蘇州”，而無錫則被稱為 “小上?！?。但上海固然早已不是蘇州的縮影，無錫也決非上海的贗品。更何況，別的城市或許會仿效上海，上海卻決不會追隨他人。上海就是上海。
　　上海既然如此地與眾不同，則上海人當然也就有理由同其他地方人劃清界限，并把后者不加區(qū)別和一視同仁地都稱之為“外地人”。事實上，外地人如此地喜歡議論上海人，無非說明了兩點，一是上海文化特別，二是上海文化優(yōu)越。北京優(yōu)越但不特別，所以不議論北京人；云南的摩梭人特別但不優(yōu)越，所以也沒有人議論摩梭人。只有上海，既優(yōu)越又特別，所以對上海人的議論也就最多。當然，也正是這些優(yōu)越性和獨異性，使上海人在說到“外地人”時，會發(fā)自內(nèi)心、不由自主甚至不加掩飾地表現(xiàn)出一種優(yōu)越感。
　　也許，這便正是讓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人都有自尊心。每個民族有每個民族的自尊，每個地區(qū)也有每個地區(qū)的自尊；當然也有每個地區(qū)相對其他地區(qū)的優(yōu)越性（盡管可能會有點“自以為是”）和由此而生的優(yōu)越感。但是，優(yōu)越感不等于優(yōu)越性。比方說，一個陜西的農(nóng)民也會堅持說他們的文化最優(yōu)秀，因為他們的油潑辣子夾饃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飯食，秦腔則是“世界戲劇之祖”，而信天游又特別好聽等等。但是，恐怕不會有誰認為陜西農(nóng)村就是最先進和最優(yōu)秀的社區(qū)。要之，優(yōu)越感是屬于自己的，優(yōu)越性則必須要別人承認。
　　上海文化的優(yōu)越性恰恰是被人承認的。盡管有那么多外地人同仇敵汽地聲討、譏諷和笑話上海人，但決沒有人敢小看上海，也沒有人會鄙夷上海，更沒有人能夠否定上海。要言之，他們往往是肯定（盡管并不一定喜歡）上海，否定上海人。但上海人是上海文化的創(chuàng)造者和承載者，沒有上海人，哪來的上海文化？所以，上海人對外地人的譏諷和笑話根本就無所謂，當然也無意反駁。你們要譏諷就譏諷，要笑話就笑話，要聲討就聲討吧！“阿拉上海人”就是這種活法，“關儂啥事體”？況且，你們說完了，笑完了，還得到南京路上來買東西。上海人如此自信，不是沒有道理的。我們知道，真正的自信心只能來源于優(yōu)越性。沒有優(yōu)越性做背景，自信就不過是自大；而區(qū)別自信與自大的一個標志，就是看他敢不敢自己“揭短”。沒有自信心的人是不敢自己揭短的。他只會喋喋不休地擺顯自己或自己那里如何如何好，一切一切都是天下第一、無與倫比。其實，他越是說得多，就越是沒有自信心。因為他必須靠這種不斷地擺顯來給自己打氣。再說，這種深怕別人不知道自己或自己那里有多好的心態(tài)，豈非恰好證明了自己和自己那里的“好”，并不怎么靠得住，別人信不過，自己也底氣不足？否則，沒完沒了地說它干什么！
　　上海人就不這么說。
　　當然，上海人當中也有在外地和外地人面前大吹法螺者。但對上海文化多少有些了解的人一眼就能看出，那多半是“下只角”的小市民。他們平常在上海不大擺得起譜，便只好到外地人那里去找平衡。真正具有自信心的上海人并不這樣做，至少他們的優(yōu)越感并不需要通過吹噓來顯示。相反，他們還會經(jīng)常私下地或公開地對上海表示不滿。上海曾經(jīng)深入持久地展開關于上海文化的討論，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在那場討論中，向來愛面子的上海人，居然紛紛投書撰稿，歷數(shù)上海和上海人的種種不是，在上海的報刊上讓上海人的種種丑陋紛紛亮相，揭露得淋漓盡致，而從學者到市民也都踴躍參加議論和批判（當然也有認為上海人可愛者）。顯然，這種討論，在別的地方就不大開展得起來，比如在廈門就開展不了（廈門人懶得參加），在北京似乎也不大行（北京人不以為然），然而在上海，卻討論得轟轟烈烈。
　　上海人自己都敢揭自己的短，當然也不怕別人說三道四。我這本書就是在上海出版的，我關于城市文化的一些文章也都在上海出版的《人民日報》（華東版）、《文匯報》和《解放日報》發(fā)表。上海人看了也許會有不同意見，但沒有人認為不該發(fā)表，更沒有人像當年揚州人對付我的同宗前輩易君左那樣，要和我對簿公堂。這無疑是一種有自信心的表現(xiàn)。那些沒有自信心的人，是不敢讓“丑媳婦”公開亮相的，也是容不得別人提一點點意見的?？磥?，除自稱“大上?！边@一點較北京為“掉價”外，上海人從總體上看，應該說顯然是自信心十足。
　　的確，上海人對自己社區(qū)的優(yōu)越性，似乎確信無疑。
　　除在北京人面前略顯底氣不足外，上海人對自己社區(qū)文化的優(yōu)越性，幾乎從未產(chǎn)生過懷疑。一個可以證明這一點的眾所周知的事實是，上海人無論走到哪里，都會充滿自信地把上海文化傳播到哪里，而且往往能夠成功。
　　建國以來，由于種種原因（支援邊疆、支援三線、上山下鄉(xiāng)等），上海人大批地走出了上海，來到北大荒、云貴川、新疆、內(nèi)蒙，撒遍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他們在當?shù)厝四抢镆鸬?，首先是新奇感，然后是羨慕和模仿。盡管他們當中不少人，是帶著“自我改造”的任務去那里的，但他們在改造自己的同時，也在悄悄地改造著那里，在普及小褲腳、茄克衫和奶油蛋糕的同時，也在普及著上海文化。改造的結果也是眾所周知的：上海人還是上海人，而一個個邊題小鎮(zhèn)、內(nèi)陸山城、鄉(xiāng)村社區(qū)卻變成了“小上?！?。無疑，這不是因為某幾個上海人特別能干，而是上海文化的特質所致。
　　上海文化這種特別能夠同化、消解異質文化的特質和功能，幾乎像遺傳基因一樣存在于每個上海人的身上，使他們甚至能夠“人自為戰(zhàn)，村自為戰(zhàn)”。結果自然是總有收獲：如果有足夠多的上海人，他們就能把他們所在的地方改造成“小上?！?。如果人數(shù)不夠，則至少能把自己身邊的人（比如非上海籍的配偶）改造成半個上海人。比如，在云南、新疆、黑龍江軍墾農(nóng)場，無論是其他城市的知青，還是農(nóng)場的老職工及其子弟，只要和上海知青結了婚，用不了多久，都會里里外外變得像個上海人，除了他們的口音以外。上海人（尤其是上海姑娘）就是有這種本事：如果上帝不能給他（她）一個上海人做配偶，他（她）就會自己創(chuàng)造一個。似乎可以這么說，上海文化很像某些科幻影片中的外星生命體，碰到什么，就把什么變得和自己一樣。我們還可以這么說，北京文化的特點是有凝聚力，上海文化的特點則是有擴散力。北京的能耐是能把全國各地人吸引到北京，在北京把他們同化為北京人；上海的能耐則是能把上海文化輻射出去，在外地把外地人改造為上海人。顯然，這種同化、消解異質文化的特質和功能，是屬于上海社區(qū)的。
　　上海社區(qū)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上海人與非上海人之間的區(qū)別和差異，要遠遠大于上海人與上海人之間在身份、地位、職業(yè)和教養(yǎng)等等方面的區(qū)別和差異。在北京或其他城市，你多半可以很容易地大體上看出一個人是什么身份，干什么的，或處于什么階層，而在南京路上，你首先分辨出的，則是上海人和外地人。至于上海人，除了身著制服者外，你就很難再看出什么名堂來他們幾乎都一樣地皮膚白皙、衣冠整潔、坐站得體、彬彬有禮，甚至連先前的人力車夫，也能說幾句英語（盡管是“洋涇浜的）?？傊麄兌加忻黠@區(qū)別于外地人的某些特征，即僅僅屬于上海社區(qū)的特征，當然都“一樣咯統(tǒng)統(tǒng)阿拉上海人”。
　　可見，“上海人”這個概念，已經(jīng)涵蓋和壓倒了身份、地位、職業(yè)的差異和區(qū)別，社區(qū)的認同比階級的認同更為重要。因為上海文化強大的同化力已經(jīng)差不多把那些差異都消解 結果，在外地人眼里，上海就似乎沒有好人和壞人、窮人和富人、大人物和小人物、土包子和洋鬼子，而只有一種人——上海人。
　　當然，上海人并不這么看。在上海人看來，“上只角”和“下只角”、“上等人”和“下等人”，還是有明顯區(qū)別的，只是外地人看不出。況且，上海的輿論導向，似乎也傾向于社區(qū)的認同，或致力于營造上海社區(qū)的情調(diào)和氛圍。最能體現(xiàn)上述傾向的是那份《新民晚報》。在國內(nèi)眾多的晚報中，它是名氣最大風格也最為卓異的（另一份曾經(jīng)差不多具有同等水平的是《羊城晚報》，不過現(xiàn)在《南方周末》似乎已后來居上）。外地人幾乎一眼就能看出它是上海的報紙，有著明顯的上海風格。但對上海人，它卻是真正地“有讀無類”，小市民愛看，大名流也愛讀?？傊?，它對于上海的讀者，也是“一樣咯”統(tǒng)統(tǒng)看作“阿拉上海人”的。它的“個性”，只是上海文化的個性?；蛘哒f，只是上海的社區(qū)性。
　　上海的社區(qū)性無疑是具有優(yōu)越性的。
　　我們知道，文化的傳播有一個規(guī)律，就是“水往低處流”，亦即從相對比較先進文明的地區(qū)向比較落后的地區(qū)傳播，而同化的規(guī)律亦然。當年，清軍鐵馬金戈，揮師南下，強迫漢人易服，試圖同化漢文化，結果卻被漢文化所同化，就是證明。上海文化有這么強的傳播力和同化力，應該說足以證明其優(yōu)越性。
　　然而，這樣一種文化，卻只有短暫得可憐的歷史。
　　盡管上海人有時也會陶醉于春申君開黃浦江之類的傳說（上海的別號“申城”即源于此），但正如世代繁衍于此的“正宗上海人”其實是“鄉(xiāng)下人”，上海作為現(xiàn)代都市的真正歷史，當始于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之后、1843年11月7日的正式開埠。在此之前，直至明末清初，上海不過“蕞爾小邑”，是個只有10條巷子的小縣城。到清嘉慶年間，亦不過60條街巷，并以通行蘇州話為榮。可是，開埠不到二十年工夫，上海的外貿(mào)出口便超過了中國最早的通商口岸廣州。1861年，上海的出口份額占據(jù)了全國出口貿(mào)易總額的半壁江山；九年后，廣州已不敢望上海之項背（上海63％，廣州13％）。難怪作為“后起之秀”的香港也被稱為“小上?！?，而不是“小廣州”，盡管廣州在地理上要近得多，文化上也近得多。正如1876年葛元煦《游滬雜記》所言：“向稱天下繁華有四大鎮(zhèn)，日朱仙，曰佛山，曰漢口，曰景德。自香港興而四鎮(zhèn)遜焉，自上海興而香港又遜焉?！?br />　　以后的故事則是人所共知的：上海像巨星一樣冉冉升起，像云團一樣迅速膨脹。1852年，上海人口僅54.4萬，到1949年，則已增至 545.5萬。增長之快，雖比不上今天的“深圳速度”，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卻已十分驚人。與此同時，上海的地位也在急遽上升。1927年7月，即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三個月后，上海因其“綰轂南北”、“屏蔽首都”的特殊地位而被定為“特別市”，從此與縣城省治告別，成為完全意義上的城市型社區(qū)。它甚至被稱為 “東亞第一特別市”，成為當時國民政府的國脈所系。與北京從政治中心退隱為文化本位城市相反，作為世界矚目的國際大都會和新興市民的文化大本營，上海開始在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中越來越多地發(fā)揮著舉足輕重和無可替代的作用。資產(chǎn)階級大財團在這里崛起，無產(chǎn)階級先鋒隊也在這里誕生；西方思想文化從這里輸入，馬克思列寧主義也在這里傳播。一切具有現(xiàn)代意義、與傳統(tǒng)文化截然不同的新東西，包括新階級、新職業(yè)、新技術、新生活、新思想、新觀念，甚至新名詞，差不多都最先發(fā)初于上海，然后才推行于全國。一時間，上海幾乎成了“新生活”或“現(xiàn)代化”的代名詞，成了那些不安分于傳統(tǒng)社會、決心選擇新人生道路的人的“希望之邦”。在上海迅速崛起為全國最大的工業(yè)、商貿(mào)、金融、航運中心，崛起為遠東首屈一指的現(xiàn)代化大城市的同時，它在文學藝術方面的成就也堪稱亞洲第一。事實上，從某種意義上說，上海也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發(fā)祥地。在這方面，它至少是可以和五四運動的策源地北京共享聲譽的。當北京大學、燕京大學的圖書館還不屑于收藏新小說時，上海卻已有了22種以小說命名的報刊（全國29種）。更不要說它還為中國貢獻了魯迅、胡適、陳獨秀、茅盾、巴金、郭沫若、瞿秋白、葉圣陶、郁達夫、徐志摩、戴望舒、林語堂、劉半農(nóng)、陶行知、胡風、周揚、夏衍、田漢、洪深、聶耳、傅雷、周信芳、蓋叫天等（這個名單是開不完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和藝術大師。至于它所創(chuàng)造的“海派文化”，更是當時不同凡響，至今余響未絕。
　　這真是令人嘆為觀止。
　　哲人有云“人類是擅長制造城市的動物”，但上海的崛起似乎也太快 事實上，上海文化在這么短暫的時間內(nèi)就成了“氣候”，而且是“大氣候”，這本身就是一個奇跡。上海社區(qū)文化性格的秘密，當從這一奇跡中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