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代表作《離騷》，若從其具體主張上講，實際上并不見得有多高明，這話定會讓很多人惱火，但我懇求他們讓我誠實地說出我誠實的看法。《離騷》的訴說有三個對象：對君，對自己，對小人。簡單地說，對君是忠，屈原標(biāo)志著對士之朝秦暮楚式自由的否定，對士之“棄天下如棄敝屣”的自由的否定，也標(biāo)志著另一種觀念的建立：“忠”。這與荀子是一致的，荀子比較起孔、孟，特別強調(diào)這個“忠”。在孔、孟那里，“忠”的對象是普泛的，甚至更多的是指向一般的人際關(guān)系，“為朋友謀而不忠乎？”“忠恕”并稱即是例證。而孟子，就其個性而言，那種對君主的“忠”，他是撇嘴表示不屑的。但茍子特別強調(diào)的就是對君主的“忠”。茍子比屈原稍晚，而且就呆在楚國，這是有消息可尋的。 忠而見疑，便是怨。這怨之來處，即是“忠”。由忠而見疑而產(chǎn)生的“怨”，是很近于“妾婦之道”的，是頗為自卑而沒出息的。更糟糕的是，《離騷》還把自己的被委屈、被疏遠、被流放歸罪于小人對自己光彩的遮蔽，對自己清白的污染。這小人很像是第三者，插足在自己與君王之間，導(dǎo)致自己的被棄。不可否認的是，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失意官僚普遍存在的棄婦心態(tài)，就是從屈原開始的。 對外在權(quán)威的皈依和依恃，導(dǎo)致先秦土人自由精神的沒落。屈原的選擇標(biāo)志著路已只剩下一條：在絕對君權(quán)下放棄自己的主體選擇，除了獲得一個特定的君主的認可之外，不能有更多的自由空間。這幾乎是一條絕路。賈誼、晁錯式的悲劇已早在屈原那里發(fā)生，難怪賈誼獨獨心有戚戚于屈原。